徽商之所以能不斷做大、做強，甚至不乏數百年的老字號，在商人備受歧視的封建社會，必然要依賴官府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徽商大都待人寬厚，頗有謙謙君子的儒者風範，甚至不乏圓滑的一麵，但在此背後，則是一種忍辱負重、在夾縫間求生存的韌性——這正是“徽駱駝”精神的核心。
中國自古重人情，徽州人背井離鄉來到異地經商，首先要取得當地人的認可。“欲把名聲充宇內，先將膏澤布人間”的道理，崇尚儒家精神的徽商，理解得非常透徹。徽商盡管大都由小本起家，起早貪黑經商，掙的是血汗錢，但每逢發生水災或饑荒，當地的徽商一般都會“不計血本”地傾囊相助。善行與德名背後，不僅是“有舍才能有得”的利益計算，也飽含著諸多的無奈——包括官府在內，誰都認為商人有錢，徽商富戶又豈能不“破財消災”？
徽商一般不做“一錘子買賣”的短線行為，寧可眼下吃虧，目的就是為今後的長期發展贏得有利條件。特別是與官府結交，在看似風光的背後，徽商的代價是非常高昂，甚至是非常慘痛的。
例如，有個徽州商人在揚州販鹽致富後，收養了一個漂亮的女孩子作為義女，聽說新到任的高官韓某打算立個偏房，頓時樂不可支，並迫不及待地托媒人說合。他不但把自己的義女許配給高官韓某做小老婆，還倒貼了一大筆財物作為嫁妝。後來，高官韓某的原配夫人死了，徽商的義女被立為繼房，該商人依然對做官的女婿曲意逢迎。
萬曆年間的歙縣商人汪士明長年行商，對各地貪官汙吏的敲詐勒索深有感觸。他說：“我們辛辛苦苦掙來的錢，還不夠被各方酷吏搜刮，與其如此，還不如主動捐資報效官府呢！我的血汗錢與其落入貪官汙吏的私囊，倒不如變成太倉的儲糧！”於是，他主動將大量的家產換購成大米，支援邊疆，得到了朝廷的嘉獎，由此社會地位大增，當地衙門的酷吏，也不敢對他肆意欺淩。
由於徽商“審時度勢”，善於對封建官府曲意逢迎，且大多通曉詩書，與科舉出身的達官顯貴有很多共同語言，因此，官府對很多“樂善好施”的富商，往往也處於長期利益均沾的考慮，主動充當他們的保護傘。
清初有個姓鮑的徽州商人，由於經商有成，遭到一些人的嫉恨，被人誣告到官府。但由於鮑某和官衙中人私交不錯，每次被誣告，他都能化險為夷，最多破財消災了事。
當時的兩淮鹽官李煦在條陳中向康熙皇帝奏道：“商人大都為人怯懦，最不願生事。而商人一旦卷入官司，衙門口的官差就會趁機對商人百般刁難，不擇手段地向商人敲詐勒索。因此，商人結交官府，是一種不得已的未雨綢繆之計。”李煦的奏折，和盤道出了商人不得不竭力逢迎官府的苦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