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頓“如意雞”，讓鮑漱芳家族破財數百萬貫。他硬著頭皮湊足了錢，將乾隆的旨意辦妥，乾隆隨後又賞給了鮑漱芳更高的官銜。
此事看似皆大歡喜。其實，自明朝以來，官俸非常微薄，清朝多承襲明代舊製，官俸之薄較之明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明清兩代的官員，主要收入都來自下級和地方富戶的送禮（如“冰敬”、“炭敬”等），乃至明目張膽的貪汙。朱元璋嚴刑肅貪，因此絕大多數官員都惶惶不可終日。而明清兩代極少數不肯收禮的官員（如海瑞、於成龍等），為官一生，家境與貧農相近，偶爾到菜市場買兩斤豬肉給母親祝壽，都會被傳為奇談。鮑漱芳得到了更高的官職，也意味著必須為朝廷承擔更多的資助，以及更為明確的權力——向所轄的商戶伸手要錢的權力！
沒有官府背景的商人，隻能任由官府和“總商”肆意勒索和宰割，但即使有了“紅頂子”，或者有了朝中大員撐腰，在封建統治下的經商之路，依然坎坷重重。
首先，以“官商”的身份壟斷市場，這本身就與自由競爭的商道相悖，更是極不公平的。此外，官商勾結幾乎必然會造成吏治的急劇腐敗、惡化，從而造成朝廷內部的危機感。此外，朝廷本身也不是鐵板一塊，也會時常發生派閥傾軋。“紅頂商人”希望依賴某些朝廷大員，但很多情況下，即使貴為朝廷大員，在“天威難測”的君權統治下，依然“盛衰無常”。胡雪岩的敗亡，就是一個典型——他死心塌地追隨左宗棠，左宗棠病故之後，胡雪岩便淪為眾矢之的。
其次，為“紅頂商人”充當後台的朝廷大員，他們隻會與商人利益均沾，共同分肥，絕不可能與商人共同患難，為保護商人的利益，給自己的仕途帶來負麵影響。
嘉慶和道光年間，徽州人曹振鏞不但科舉高中，而且依靠“多磕頭，少說話”的做官秘訣，逐漸熬到了大學士的職位。其親屬和同宗，多憑借曹振鏞的勢力，成為壟斷一方鹽務的豪商。
曹振鏞逐漸年老，備受道光皇帝寵信的壯年能臣陶澍力主鹽法改製，這將打破徽商壟斷兩淮鹽務的“金飯碗”。曹振鏞暗中發覺，道光支持陶澍的改革。當道光問及曹振鏞的看法時，本以為曹振鏞會提出反對意見，但曹振鏞卻出乎意料地堅決支持陶澍。麵對道光的疑惑，曹振鏞義正詞嚴地叩頭道：“陛下無須顧及微臣的家族和鄉黨，自古以來，焉有餓死之宰相家？”1835年，80歲的曹振鏞壽終正寢，被道光皇帝賜予“文正”的諡號，但與此同時，兩淮和江南地區的徽州鹽商，已經整體步入衰落。
徽商崇尚儒道和堅韌負重的性格特征，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了朝廷的賞識，以商賈之身獲得“紅頂”，這樣的恩典，在封建年代堪稱奇聞。但紅頂商人的盛名背後，是嚴重超出合理範圍的高昂成本，其興盛也是注定難以持久的。“紅頂商人”是封建製度下“逼出來”的產物，這絕不是徽商的光榮，反而凝結著一代代徽商永遠壓在心底的淚水和嗟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