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很多徽商麵對封建勢力的“管卡壓”，並非一味地逆來順受，更不願與贓官同流合汙。
明末天啟年間，大太監魏忠賢主政，地方吏治極為腐敗。工部主事呂下問駐歙，對當地的富商吳某尋釁敲詐，逼得吳某之妻汪氏投繯自殺。隨後，呂下問又向另一家商戶勒索白銀一萬兩，並派兵拘捕其親屬潘某。呂下問的暴政引發了眾怒，歙縣鄉民群起抗爭，格斃了兩名巡捕，並聚集到都察院申冤，嚇得呂下問從後門逃走。這次民變，歙縣商戶參與者極多。麵對各地百姓的反抗（不僅限於徽州人），魏忠賢心有所忌，不敢驟然實施非常之謀。幾年後崇禎皇帝即位，將魏忠賢及其黨羽一網打盡。
當然，上述剛毅之舉，在徽商群體間並不多見。大多數情況下，徽商會通過熟人關係、社會公論等渠道，力求讓各種苛政得到一定程度的“軟化”。徽商樂於同儒生結交，也是因為“士”（儒生）為四民之首，在社會上擁有較高的話語權。儒生的意見，往往能形成社會公論，在一定程度上能為徽商帶來相對有利的局麵。
婺源人朱熹在明清兩代的眾多徽商心目中，不但是儒家的聖賢，更像是財神爺。朱熹在明清兩代備受朝廷推崇，而各地徽商的會館，幾乎都設有朱子的牌位。盡管朱熹“存天理滅人欲”的核心思想，大多數徽商在實際生活中都不可能真正接受，但尊奉朱熹、與朝廷的正統觀念保持一致的做法，卻是徽商得以在封建社會長期立足的必要條件。
清朝中葉，徽州大儒戴震成為很多徽商競相結交的對象。戴震出身小本布商之家，年輕時曾輾轉各地行商，並不斷應考科舉。戴震成名後，很多徽商大戶，都與他交往甚密。作為知名儒者的戴震，也通過手中的筆墨，以相對含蓄的方式為徽商“辯護”，歌頌那些“雖為賈者，鹹近士風”的家鄉商人。
徽商的種種務實之舉，確實能夠發揮水滴石穿的效力，在嚴酷的封建統治下，逐漸打開一些“缺口”。例如，明清兩代的兩淮鹽業，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打破了朝廷的專賣，成為很多鹽商世家的變相私營。此外，很多徽商發財之後，廣為賑濟貧民，並以儒者風範，與官紳交往甚密，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商人（特別是富商）的社會聲譽——其“儒商”之名，就是社會各界對徽商的充分認可，從而將“四民之末”的商賈，與儒士相提並論。
一些徽商大戶，甚至受到朝廷的敕封，成為朝廷命官，靈活遊走於商界與官場之間，“通吃”官商兩路。但輝煌背後所付出的艱辛，隻有這些“紅頂商人”自己能夠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