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不僅壟斷了兩淮鹽業，而且廣泛涉獵茶葉、棉布、製藥、文墨等行業，其足跡遍及長江兩岸。
根據民國初年《歙縣誌》的記載，清朝中期以後“沿江流域向有‘無徽不成鎮’之諺”。也就是說，一個地區，如果沒有徽州商賈，就很難形成繁華的市鎮。
事實上，自清朝中葉以後，幾乎在全國各大城市，都能看到徽州人建立的商號。根據《安徽茶葉史略》的記載，在清末的同治年間，從上海到安徽的蕪湖、江西的九江，都遍布著徽州商人的知名茶號，其中，上海的“洪永原”等七八家，資本額都達到白銀四五萬兩。再以織布業為例，盛產棉布的鬆江、無錫、昆山和嘉定等地，從事貨物中轉的，大多數都是徽商。無錫甚至被徽州人稱為“布碼頭”。
徽商從事糧食貿易，同樣頗有成就。
雍正六年（1727年），湖南因連年豐收，官倉儲存的大米多達六十多萬石。這裏的“石”和扁擔的“擔”同音同義，一石等於十鬥，約合120斤，恰好是一個壯年農夫一擔能挑起來的重量。湖南的地方官為此向雍正上奏：“本地氣候陰濕，儲糧日久必然會發黴，應把餘糧調撥到外省。”一個名叫黃光德的徽商得知此事，立刻向官府表示，願意出資購買積壓在湖南的三十萬石餘糧，運到其他地區出售。黃光德的請求，由兩淮巡鹽禦史噶爾泰向雍正上奏，雍正聞之大喜。一些朝臣上疏強烈反對，雍正不為所動，反而告誡地方官不得在此過程中向黃光德等商人勒索，商人的利潤“聽其自取，不許交官”。經此一事，黃光德獲利頗豐。
徽商的貿易活動，帶動了大江南北的很多地區，從偏僻步入繁榮。
晚清長江北岸的重鎮漢口，直到明朝初葉，還是一片杳無人跡、蘆荻遍野的河灘。但由於漢口是長江與漢水的彙合之處，精明的徽商發現了這塊“寶地”，把它作為水陸運輸的交通樞紐。漢口由此人氣越來越旺，到清朝中葉以後，漢口已成為長江中上遊的一座商業重鎮，並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周邊的漢陽和武昌。如今，漢口與武昌、漢陽，都已成為湖北省會武漢的一部分。
近代史上，有兩個城市因商人而興起，其中一個就是漢口，另外一個是漢末名將“溫侯”呂布的原籍包頭。包頭的興起，幾乎全然得益於乾隆、嘉慶年間山西人喬貴發創辦的“複盛公”票號，以及晚清名商喬致庸的數十年經營，因此有“先有複盛公，後有包頭城”之說。但漢口的興起，並非依靠某個著名的商人家族，而是由成千上萬的徽商，曆經上百年一點一滴造就的。曆史沒有記下這些徽商的名字，但為後世留下了一個繁榮的漢口，至今依然堪稱長江沿岸的一顆明珠。
如今，許多城市都遺存著“安徽會館”，這些是徽商行賈天下、遍及四海的曆史證明。
被譽為國粹的京劇，也是由徽商傳到北京，並由此享譽全國。京劇的前身，就是徽州和江南等地區的雜劇。三慶、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都以有償的戲曲演出為生計，基本具備了“演藝公司”的雛形，其負責人（通常是最精通唱戲的“頭牌”）大都被稱為老板。乾隆後期“四大徽班”進京為皇帝祝壽，並由此在北京落戶紮根，標誌著京劇的誕生。
徽商的足跡，以及他們對近代中國社會無可替代的影響力，遍及大江南北，但徽州人並沒有因此衝淡了鄉土文化的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