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在兩淮鹽務的經營利潤扶搖直上，很多徽州人都紛紛移居到兩淮鹽場附近，或者販鹽利潤最高的揚州等地，從而逐漸壟斷了兩淮鹽務的經營。
明末的動蕩，特別是以“七殺碑”著稱的張獻忠對富商、富戶的大量殘殺，以及清軍對揚州城的兩次洗劫，造成兩淮鹽業一度蕭條。清朝坐穩江山之後，鹽務基本承襲明朝舊製，並對鹽商課以重稅。到了康熙年間，兩淮鹽業又恢複了繁榮。
當時很多徽州人的祖輩，足跡都曾遍布兩淮，對鹽運至京師及各大樞紐城市的水旱道路，都非常了解。
徽州商人黃汴，專門編纂了《一統路程圖記》，書中詳細記述了自淮揚地區及明代兩京和十三布政司的水陸交通路線，對每個水陸驛站的名稱，與每條道路的起點、終點乃至中途的分支，以及各地的風俗禁忌，都有詳盡的記載。《一統路程圖記》又名《天下水陸路程》，此書如今收藏在日本的山口大學。
清代有個佚名的徽商，編了一本《江湖繪畫路程》，書中通過33幅詳盡的地圖，記述了由徽州府前往杭州及長江中遊的道路。此外，書中還把從湘潭到鎮江的航船路線，編成了簡明通俗的“行路歌”，在徽商之間廣為傳唱。
清代的徽商憑借對江淮中轉道路的熟悉，和一定程度的地利之便，終三百年之世，一直處於兩淮鹽業的壟斷地位，一些巨商富甲天下。
康熙初年的徽商江演，家境貧寒，自幼隨父背井離鄉，到揚州當學徒。後來，江演用多年學徒生涯中艱辛積攢的一筆資金，從事食鹽貿易，逐漸發家致富。幾十年後，江演的兒子江承瑜子承父業，鹽務經營的規模不斷擴大，晚年被諸多同行推舉為兩淮鹽業的總商。
江承瑜逝世後，其子江春繼承家業，並襲任總商，其產業持續壯大，逐漸堪居全國之冠。
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家族都參與甚至主導了當地的“迎駕”。1756年乾隆第三次下江南，江春籌資建造行宮，窮奢極侈的布局，令畢生好大喜功的乾隆爺“龍心大悅”，親臨江春私宅慰勞，並為其私宅賜名“淨香園”。
三年後，乾隆再次來到江南，當他泛舟觀賞瘦西湖時，隨口說了一句：“這地方很像春天的南海瓊島，可惜沒有喇嘛塔。”江春當時早已買通了乾隆身邊的太監和侍衛，得知此事後，立刻按照乾隆近侍所繪的喇嘛塔圖形，僅僅一夜之間，就建成了一座喇嘛塔，巍然聳立在瘦西湖畔。第二天乾隆再次來到瘦西湖，見狀非常驚訝，在問明緣由之後，不禁對江春等徽州鹽商的財力，發出連聲感歎。
十幾年後，年近七旬的乾隆第五次“巡幸”江南，江春率領當地的鹽商大亨，籌集巨資為乾隆祝壽。1783年，72歲的乾隆最後一次下江南時，當眾將金絲荷包賜給江春的幼子江振先，以示嘉獎。
江春比乾隆小10歲，先於乾隆10年作古。終其一生，乾隆都對他盡力籠絡，封他為“內務府奉宸苑禦布政使”，並賜其頂戴花翎。每當新的兩淮巡鹽禦史上任，乾隆都會私下囑咐：“江廣達為人忠厚老成，鹽務的重大決策一定要和他協商。”“廣達”是江春的鹽商招牌，所以人們常常尊稱江春為江廣達。1789年，68歲的江春壽終正寢，一代鴻儒袁枚親筆為他撰寫墓誌銘。
兩淮的鹽務，成就了徽商在近四百年來不可磨滅的曆史地位。但徽商的經營範圍，並不局限於製鹽，其足跡也不局限於江淮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