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柳傳誌所遭遇的黑色夏天，是一起發生在家門口的國際商戰，那麼，在更廣泛的歐洲和美國市場上，針對中國商品的戰爭也已經拉開了序幕。正如《經濟學人》在1979年就已經評論到的，價格低廉而製作略顯粗劣的中國商品將展現出它強大的競爭能力，這個預言在1991年前後變成了事實。1月21日，歐盟在曆經兩年的調查後，宣布對中國的小屏幕彩電征收臨時的反傾銷稅。根據歐盟的數據，1985年，歐洲從中國進口小屏幕彩電5.5萬台，到1988年就猛增到125萬台，占去了16.9%的市場份額，為了與低廉的中國貨競爭，歐共體各國廠家不得不削價30%，由此，歐共體委員會認定中國彩電傾銷，需要征收15%~20%的反傾銷稅。這一消息的宣布，對於剛剛在規模化製造上嚐到甜頭的中國企業無疑是當頭一棒。在美國，華盛頓一直在爭論是否應該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到這一年的7月，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已經攀升至90億美元，僅次於日本，成為第二大貿易順差國。《商業周刊》披露說，美國海關組織了300名報關代理人、貿易專家正在進行一項涉及麵空前廣泛的調查，牽涉到了20多家與美國進行貿易的中國公司。
紐約的美國檢察辦公室正在準備對這些中國公司提出多達100項的指控，包括貿易欺詐和洗錢。海關調查中心指控中國在貨運物品的價值上欺騙了美國政府，一些中國公司還漏報了一些在美國市場的銷售數據。涉案產品包括一些布料和成衣。《商業周刊》認為，“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海關官方一直將槍口瞄準中國的紡織業，這是中國的第二大出口收入部門。”另一個值得記錄的事實是，就在歐美對中國相繼展開反傾銷的同時——這是歐美第一次聯手對中國開展大規模的反傾銷，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傾銷性行動則加快了步伐。
以感光材料行業為例，美國柯達和日本富士公司在中國市場上采取了廉價傾銷的策略，富士彩卷在日本國內市場售價為每卷600~800日元，在歐洲市場為每卷6~8美元，但出口到中國市場的到岸價為人民幣7.15元，僅為日本國內售價的13%。在其低價策略的衝擊下，中國本土的感光材料企業日漸萎縮，“四大國營膠卷企業”中的上海申光公司破產，公元、福達公司開工率不足5%，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相繼被柯達公司控股合資，行業最大企業河北樂凱膠片公司的市場占有率也逐年下降，一直在盈虧邊緣徘徊。在其他行業如新興建材、洗滌用品、食品飲料等，國內企業都因跨國公司的低價競爭而逐漸喪失了市場。
盡管越來越多的外國公司開始進入中國，用《紐約時報》的說法，“在北京開設辦事處的計算機公司簡直就是全球計算機產業的名錄”，但是中國還是覺得它們的速度太慢，那些有遠見的地方官員已經認識到，要推動本地區的經濟成長，靠遲鈍和體製僵硬的國營企業是不太可能的，靠剛剛成長起來的民營企業則規模太小，不解渴，於是，引進外資——尤其是跨國大公司的投資——是最快捷的一條道路。5月，天津市宣布開設“保稅區”，很多地方設立“經濟開發區”，對外資企業實行“三免兩減半”的優惠政策。在所有的區域中，珠江三角洲仍然是最耀眼的一顆明珠。《商業周刊》用羨慕的筆觸寫道——年輕繁榮的深圳幾乎可以與香港媲美。本地的商人們帶著他們的移動電話和尋呼機來去匆匆。深圳的人口已經從1980年的5萬發展到了今天的170萬。成千上萬的人從中國其他地區蜂擁而至，尋找優厚的工作機會。深圳的工業產值已經從1 100萬美元飆升至38億美元，其中80%是出口，而且仍在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長。
麥當勞在這裏開出了中國第一家分店，很多人在這裏用港幣而不是人民幣購買巨無霸。“在廣東省省會廣州，火車站的馬路對麵豎著巨大的廣告牌，上麵不是毛主席語錄，而是海飛絲洗發水、真維斯牛仔和七喜飲料的廣告。廣州的自由大道上，塞滿了巴士、出租車和摩托車。而商店裏是可以隨意購買的派克筆、索尼CD播放機和芭比娃娃。從去年開始，新上崗的雅芳小姐帶著化妝品開始挨家挨戶的推銷產品——這是1949年之後，中國首次出現直銷。每天傍晚收錄機、萬寶路香煙等從香港運到廣東海岸。它們合法嗎？也許不，然而根本沒人在意。每個月，上百輛高檔汽車被偷運抵廣東。其中最受歡迎的是：梅塞德斯-奔馳、寶馬和豐田。《商業周刊》的描述讓人看到了正在恢複自信和商業活力的、忙亂而騷動的中國，正如記者在文章的最後所說的：“廣東是一個範例，中國的其他地方也將慢慢改變。它不得不變，因為每個人都想過上高水平的生活。美國（或者隨便什麼人）可以加速，也可以減緩這個過程，但是，阻止不了。”過不了多久，那個在過去十多年裏一直掌控著中國改革航標的老人也來到這裏，他將再次讓改革的篝火熊熊燃燒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