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經曆了驚心動魄的“一月革命”後，上海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它很自然地讓人聯想起1871年的“巴黎公社”。“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擔任第一領導，因寫《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而出名的“紅色理論家”姚文元為第二領導，工人造反領袖王洪文是第三號人物。他在大會上高聲宣讀《公社通令》：“宣判舊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剝奪它的一切職權……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
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為合法的黨政機構。僅僅半年前還是上棉十七廠保衛科幹部的王洪文出任革委會副主任。1969年，王洪文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1973年，一躍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就當王洪文在上海當上“工總司”造反司令的兩天後，1966年11月8日，北京工人造反派組成“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稱“全紅總”），他們的口號是“造現行合同工、臨時工製度的反，徹底鏟除這一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
12月1日，“全紅總”300多人到全國總工會造反，占領禮堂。總工會請示中央後，同意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無故解雇合同工、臨時工。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毛澤東的夫人江青接見造反派，把攻擊矛頭直接對準了國家主席劉少奇，她說：“現在的合同工製度是劉少奇提倡的，合同工是劉少奇搞的，我們不知道。有人說是主席要搞的，那隻能說是他們的主席，不是我們的主席。”她進一步說：“他們（指全國總工會）不為工人服務，幹脆讓工人進到樓裏去住，讓他們滾出去，造他們的反。我們對於壞分子還給他飯吃，讓他勞動，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沒飯吃了，這樣搞培養奴隸主義。”
經江青這麼一煽動，“全紅總”當即占領了總工會大樓和勞動部。12月26日，江青、康生等人又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造反領袖，總工會的兩位負責人被臨時叫到現場站著，唯唯諾諾。江青說：“合同工製度完全是資本主義的一套，保留一定數量的雇傭工來減少資本的支付，封建主義也不能比這個製度殘酷！什麼勞動部長，勞動部長不勞動，讓他們當科長去吧，當合同工去，你們去雇他們！”
1967年1月2日，“全紅總”與全國總工會、勞動部簽發了一個《聯合通告》，內容是：“經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提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部、中華全國總工會協商，聯合作出以下緊急決定：1.為了保證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加生產的權利，一律不得解雇；2. 1966年6月1日以後被解雇的，必須立即召回本單位，參加運動，參加生產，補發解雇期間的工資；3.凡遭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的，必須當眾恢複名譽，賠償損失，妥善安排，認真處理。以上決定，通報全國。”
這是建國以來，第一次由一家群眾組織牽頭向全國進行政策通告。
發生在上海和北京的工人造反奪權運動，是1966年一個最生動的縮影。從此，中國的眾多工業城市天下大亂。從秋天開始，大江南北爆發了無數起奪權行動，各省市的黨政機關幾乎全部癱瘓，造反派衝進黨政大院，把各級官員拖將出來，要麼戴上紙糊的高帽現場批鬥，要麼關押起來進行拷打審訊。在“奪權”中，一些高級幹部遭遇不測。1967年1月22日，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在被工人造反派關押40多天後毒打致死，遺體上有32處傷痕，頸部被打出幾處血洞，慘不忍睹。1月29日，被“山西革命工人造反縱隊”關押的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衛恒，不堪受辱自殺身亡。商務部部長姚依林被造反派發“全國通緝令”追捕，若不是周恩來將他緊急送進中南海，很可能也遭遇厄運。古往今來，無政府主義的確有一種特別的魅力，它以顛覆現有秩序的方式，讓沒有權力的民眾階層在瞬間迸發強大的報複性快感，它的“酵母體”常常是民族主義、反權威主義和反等級製度，而其手段則是暴力和血腥的。對這種情緒的利用往往是產生“革命”的最佳辦法，可是當它被激發出來之後，連發動者都很難對之進行持續的控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