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頭炮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最高領導人之一張聞天（1900~1976，曾用名“洛甫”），他是1925年入黨的老黨員，曾在20世紀30年代當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建國之後，他曾出任駐蘇聯大使，後被罷官，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當了一名“特約研究員”。1964年2月，時年64歲的張聞天寫出《試論社會主義商品貨幣關係和價值規律的新內容》一文，鮮明地提出了新價值規律——積極倡導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搞自由競爭。
張聞天的文章顯然鼓勵了其他的思考者。5月，時任全國物價委員會主任的薛暮橋寫了三篇關於價格問題的論文，提出糧食價格的購銷倒掛問題，建議提高農村中返銷糧的銷售價格，提高到購銷拉平，以此為突破口，理順已呈僵化態勢的物價體係。他日後回憶說：“我一直認為，在物價的計劃管理體製下，價格往往背離價值，不利於調節各類產品按比例發展，達到供求平衡。我主張必須對物價進行調整。”6月，薛暮橋的論文在經濟所進行了討論，會上，孫冶方和顧準都讚同他的觀點，顧準還專門寫了《糧價問題初探》一文，主張提高糧價和煤價，降低人民幣對外彙率。此外，楊堅白、張卓元及何建章等人也紛紛發表論文，主張以資金利潤率作為評價社會主義經濟活動的標準，以生產價格為基礎定價。這些思想都聚焦於生產和流通領域的計劃性弊端，市場和價格的自由化成為焦點。
進入秋天，這股市場化的思潮受到了批判，極左理論家陳伯達、康生（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組織了多場座談會，對這些觀點進行“清剿”。在這一過程中，孫冶方被鎖定為最主要的批判對象，他是經濟所的所長，而“自由化”言論大多出自該所。在過去的幾年裏，孫冶方不但保護了顧準、張聞天等人，還先後寫了20多篇論文，論述計劃經濟與價值規律的關係，如《要用曆史觀點來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論價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管理體製中的利潤指標》等。1962年，孫冶方與陳伯達就一些經濟概念發生了書麵爭執，孫冶方認為，不應該在計劃供應與憑證供應之間畫等號，不要把集貿市場叫做“自由市場”。1963年底，孫冶方還在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專門作了一次關於利潤問題的演講。據經濟學家劉國光的回憶，在演講前，有年輕學者勸孫冶方別講了，提醒他說：“你講利潤，人家會說是修正主義。現在還是不講為好，風聲已經這麼緊了。”孫冶方淡淡地答：“風聲是什麼？我不是研究氣象學的。”
雙方矛盾在《紅旗》雜誌社組織的一場座談會上全麵激化。
在這次會議上，楊堅白、張卓元撰寫的《生產價格論》等兩篇論文遭到點名批判，發言者的調子越唱越高，“帽子”越扣越大，氣氛十分緊張。孫冶方被點名務必參會，但沒有安排發言。這時，坐在一角的他實在按捺不住，站起來大聲說：“不要再批他們了，文章觀點是我的，我來承擔責任！我應戰，我喜歡赤膊上陣。”
接著，孫冶方操著一口濃重的蘇南口音論述自己的觀點：“許多國家，包括中國，從蘇聯承襲了一種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價值規律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對立的，相互排斥的，這種觀點幾乎已經形成了一種規範模式，嚴重束縛了人們對客觀經濟規律的認識和探索……”
有人當即質問：“請問，你宣揚的規律是什麼？”
孫冶方答：“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是第一條！”
會後，楊堅白與孫冶方一起出門，楊堅白悄聲說：“這是批我嘛，你何必站起來報名呢？”孫冶方說：“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觀點是我的，我來承擔責任。”
10月，陳伯達和康生派出70人組成的工作隊進駐經濟所，以“張（聞天）、孫（冶方）反黨聯盟”的罪名對孫冶方進行批鬥。孫冶方被批判的觀點主要有兩個：一是反對無產階級國家統一管理經濟，主張企業獨立自治；二是反對按社會需要調節生產，主張以利潤調節生產。因此，孫冶方的經濟觀點的實質就是“使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理論”，他被判定是“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每天打掃廁所，刷洗痰盂，在其後的一年內被批判39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