穀牧回憶說：“我滿心期望，這些問題經過討論後，能得到明確指示，以便具體辦理。哪裏想到，會議隻開了半天，下午就停開了。”停開的原因是，鄧小平、李富春被緊急電召到杭州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國務院副總理、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將突然被“打倒”了，政治氣氛變得緊張起來。回到北京後，穀牧去見李富春，說：“昆明那個會什麼時候再接著開，有許多問題等待著解決呢！”李富春沉默片刻，慢慢地說：“這樁事可能一時顧不上了。”
後來的事實是，“這樁事”從此再也沒有被顧上過。
在對三線建設進行曆史性審視時，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對比現象值得關注。
自1964年以後，國家把大量資金投入三線地區，從而基本放棄了對東南沿海諸省的投資。據穀牧的回憶，1964年5月底的中央工作會議就決定，“沿海能搬的項目都搬遷，兩年內不能見效的續建項目一律縮小建設規模；對沿海增加建設投資的要求一律頂住”。從此以後，浙江、廣東及福建作為“台海戰爭的前線地區”，再沒有重大的工業建設項目。到1978年之前，這三個省份得到的中央工業投資總共不到100億元，相比較，僅甘肅一省，在三線建設時期就得到了155.53億元的投資。這造成的結果是，東南諸省的國有工業經濟長期徘徊不前，國營管製能力薄弱，民間經濟比例略重。
以浙江省為例，從1964年到1978年的十多年中，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率僅為1.8%，工業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隻上升了2.7個百分點。在工業總產值中，中央企業和大中型企業所占比重僅為2.6%和16%，比全國分別低了4.2和27.4個百分點，其產業結構呈現出“輕、小、集、加”（輕工業、小企業、集體工業和加工業）的特征。到1978年初，浙江的非國有工業已占到全部工業總產值的38.7%，居全國之首。
1961年被趕回蕭山老家的魯冠球就是草根創業的典型案例。他後來回憶了自己在那段時期的經曆：
修自行車的生意很清淡，他看到家家吃大麥、小麥都要剝外麵的殼，就聯合幾個人搞了一個糧食加工廠。雖然他們是農村加工服務社的社員，但個體經濟那時很不好搞，工廠要用電，但沒人給接。這裏剛接上，那裏又被拔掉。6年裏，他的工廠換了7個地方。糧食加工做不好，他又去修自行車，修車做不下去，他去給農民做爆米花用的設備。
再後來，不允許搞個人工商業，魯冠球把所有的家底一共是1 150塊錢盤點好，連同賬本、印章全部交給大隊，然後領回來一塊公社大隊農機修配廠的牌子，這樣算是搞集體工業了。資產歸公後，他做的東西比以前多了起來，開始為錢塘江工程管理局服務，生產鐵路上小軌道的零部件。這樣一幹又是三年。1969年的一天，一位在縣城當幹部的鄰居告訴他，中央發了一份文件，說每個大隊可以搞一個人民公社農機修配廠。魯冠球馬上打了報告，加入人民公社，工廠改名成寧圍公社農機修理廠。這時他已經有了4 000多塊錢。很多年後，魯冠球就把自己的創業之年定在了1969年。
在江浙一帶，像魯冠球這樣的工廠小作坊並不少見，它們如野草般自生自滅，在當時微不足道。誰會料到，在改革開放到來的時候，它們竟意外地成了體製優勢者。為了發展地方經濟，“手中無米”的沿海各省政府被迫依賴民間力量，而國有資本的羸弱，反倒為民營企業預留了成長的縫隙。相反，大型國營企業集中的東北、華北乃至三線各省，則首先要化解體製上的困擾，昔日的“投資重點”竟成了改革的“包袱”。此消彼長，鬥轉星移，這種極富戲劇性的優劣勢轉化，十分耐人尋味。
如果說，從“吃穿用計劃”到三線建設的戰略轉變讓中國工業經濟的格局再次發生變數，那麼，就是在1964年，理論界也出現過一股重新認識價值規律的思潮。這似乎意味著，盡管包產到戶的試驗在1961年底被打壓了下去，但是，對計劃經濟的反思卻從來沒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