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祖濤一行又從成都到重慶，再到貴陽，盡在大山裏轉圈子。這期間，他們得知國家將修建從湖北襄樊到四川重慶的襄渝鐵路，於是，就確定在湖北西北部的山區選址，大致從湖北的襄樊沿漢水向西一直進入巍峨的武當山，再向西進入秦嶺地區。這一路踏勘，陳祖濤看中了湖北鄖陽一帶。它背靠大山，緊鄰即將修建的襄渝鐵路；滾滾漢水從身邊流過，可以提供豐富的水源，足以保證生產和生活；襄鄖公路從襄樊大平原往西，一直通向鄖陽的大山深處，交通方便。於是，初步意向就在這裏了。
緊接著，陳祖濤在鄂西北和陝西南兩地踏勘了20多個縣，訪問了80多個部門和單位，搜集了道路、地形地質、氣象災異、水電、工農業等多方麵的大量資料，經過綜合分析，將廠址初步定在鄖陽山區一個有近百戶居民叫十堰的小鎮。
晚年的陳祖濤反思說，在大山區建設現代化的汽車企業究竟是否科學，建在山裏，敵人是否就打不著，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現代化的特大型企業，對水、電、交通有很大的依賴，人是社會動物，幾十萬人要生活，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購物、娛樂、上學、看病等最基本的需求必須滿足，但在一窮二白的大山區這些都沒有。過去強調“先生產、後生活”，但在人的最低生活需求都不能滿足的情況下，他生產的熱情又能持續多久呢？等我們認識到必須滿足人的生活需求才能使其保持工作熱情時，除建工廠外，我們又花大力氣來建社會——建學校（從小學到大學）、建商場、建醫院、建公園、修馬路，甚至火葬場，結果我們還是違背了當年進山的初衷——遠離城市，我們建了一座城市。
當然，陳祖濤的這些思考，已是事後之議。
廠址確定後，就是人員的內遷。長春第一汽車廠將三級以上的工人和全部技術幹部分成三份，由二汽來挑一份。陳祖濤一口氣就挑出了2 000多人。1966年10月，中共湖北省委決定成立二汽臨時黨委，對外稱是“國營東風機械廠”。11月，二汽的設備修造廠率先開始動工。
二汽首先要生產的是2.5噸的軍用越野車，這是拖大炮的車，要保證打仗的需要。二汽的建設目標是10萬輛，其中軍用車就有4.5萬輛，2.5噸的越野車2.5萬輛，3.5噸的越野車2萬輛。這個軍車生產規模，在全世界的汽車廠中都是沒有先例的。其餘的5.5萬輛是5噸的民用車。
陳祖濤說，這種建設目標在今天看，絕對是錯誤的，姑且不談國內能否消化得了這麼多軍車，就是從經濟效益上看，也是非常不合算的。按當時的價格，一輛2.5噸的車就要一二十萬，要知道，軍車的設計、建造和選材都和民用車不同，成本很高，是不賺錢的。我們能年年掏大把的銀子去補這個大窟窿嗎？我們的財政本來就是吃飯財政啊！二汽建成後，首先投產的是2.5噸的生產線，結果軍隊沒有錢買，每年隻能買1 500~2 000輛，這種產能閑置的代價就是浪費國家大量的錢……
陳祖濤繼而總結說：要知道，我們建在三線的很多軍工廠都陷入了這個怪圈。當時是一切為了戰備，一切服從戰備，一切讓位於戰備，再多的錢也花，再難的事也幹，再大的苦也吃，但就是不講科學。飛機廠搞三套，坦克廠搞三套，潛艇廠搞三套，深山老林裏，到處挖洞。我去看過很多廠，崇山峻嶺的大山洞裏，新建的廠房，嶄新的機器設備，就是產品沒人要，最後陷入絕境。這不是一兩個企業，而是成百上千，國家投資幾千億，其結果最終還是國家損失，工人兄弟們吃苦啊!一家兩代甚至三代都窩在山溝裏，真是貢獻了青春獻子孫。所以，我認為，當時提出的“軍民結合以軍為主”的方針是建立在對形勢的錯誤判斷的基礎上的，是錯誤的，已經成為曆史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