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賦予了我們這代人以種種全新的發展機遇。但是，能抓住者卻寥寥無幾。這是因為，時代給我們提供的隻是一片前所未有的活動空間，它並不像天上掉下來的餡餅那般具體。實際中，你要做些什麼，你能做些什麼，都必須靠你自己去把握。
我國商業史上晉商的崛起，緣於明初“國防線”位移長城沿線及“開中法”的實行，他們能夠不失時機地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機遇，大做鹽生意而獲暴利。
如果說這樣的機遇，算是碰到的、等來的，就足以成就稱霸商場五百年的商幫，那是對晉商興衰曆史的曲解。
其實，晉商的群體崛起，輝煌並不是在“開中法”實行的明初，而是在改“折色法”之後。
因為到了那個時候，時勢造成的區位優勢已不複存在，晉商已享受不到什麼“優惠政策”了。他們沒有消極等待機遇的再次降臨，而是不失時機繼續為自己創造新的發展機遇。
商業史上，晉商的“走西口”，是含辛茹苦、不屈不撓、前仆後繼走出來的，絕對不是等出來的。
他們的“闖關東”也是闖出來的，不是等出來的。一年一年地闖，一輩一輩地闖，闖過了多少風風雨雨，闖過了多少險灘、難關，才闖出了大市場、大成功、大輝煌。如果不主動去闖，蹲在黃土高坡上的小山村裏，關東發財的機遇，也不會屬於這些晉人所有。
另一方麵，塞北的蒙古、俄羅斯地域遼闊，是天然的遊牧經濟文化區，與中原的農耕經濟文化區存在著極大的互補需求。晉商沒有把那一望無際的戈壁荒漠視為畏途，而看到了那是發大財的、難得的機遇。這一機遇，並非地理環境帶來的，而是做市場做出來的。如果晉商不主動出去，不去積極地創造，那遠在蒙古、俄羅斯的發財機遇，等上一千年，也不會輪到晉商。
由此可見，創造機遇雖然艱難，但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做大”，也可以“調整”、“整頓”；可以大舉進擊，也可以守住已有的陣地、積蓄新的實力。還有什麼比機遇屬於自己更重要的了。
當然，機遇不會屬於人人，人人也不可能都能創造機遇。沒有洞悉時勢的眼光，沒有必勝必強的信心，沒有促使變化的實力，是不會創造出任何機遇的。
隨著晚清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晉商雖然有創造機遇的優良傳統，但他們曾經創造機遇成功，並不等於永遠創造機遇成功。
“五口通商”之前，當時的浙商在資本和市場占有的份額上，尚不足以與雄霸市場的晉商較量，“五口通商”之後，浙商利用“五口通商”的機會，加強了寧波與上海的經濟聯係，充分發揮海運的傳統優勢，在促進南北及中外物流中，大獲暴利。更重要的是，浙商牢牢抓住上海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城鎮崛起為大都會這一時機，在積聚財富的同時，也使自己蛻變為現代商人。
機遇屬於真正的創造，與任何形式的等待無緣。
當外國資本大舉輸入時，浙商不失時機地又率先組建了自己的銀行，既順應了時勢和市場發展的需求，自己也大獲其利。並不像晉商票號遲遲不能改組為銀行，除舊布新、再創輝煌的機遇一次次都錯過了。
中國兵法曰：“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商戰與兵戰一樣，其環境與態勢都是瞬息萬變的，變化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隻有無窮的變化，才會有無窮的機緣。
變化之中有機緣，隻說明了機會的存在。而更重要的是在變化之中發現機緣、把握機緣。
在商戰中，商業經營活動也常常會麵臨不利條件和強大的競爭對手，如果你有能力，那麼你可以自主地讓變化按自己的意願發展。自己創造變化就更能占據主動，也可使對手處於不利位置，製造敵弱我強的優勢。
億萬富豪邵逸夫剛在香港開辦“邵氏影城”時，香港還是西方影片的天下，對國產片不屑一顧。邵逸夫立誌要改變這種對國產片不利的形勢，於是排除萬難花巨資拍成了優秀的國產影片《江山與美人》，一改西方影片獨領風騷的局麵，使觀眾對國產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邵逸夫也因此真正打開了香港的市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作為一個老板，你可以使企業內部資源得到最好的搭配，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讓企業內部環境往最有利於自己的方向變化。
商業運作中，經營者的主動性自然很重要，甚至要善於在各種因素不利於自己的時候，設法改變不利因素，使之對自己有利。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所謂創造條件。
不過，商業運作中所需要的各種條件，有些是可以創造的，是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創造，但有些卻往往是人力無法創造的，比如在大多數情況下，政局的變化，市場的整體格局，就並不是一個或幾個商人所能決定的。這時候所能做的，往往也隻能是等待時機，待機而動。關於這一點，第三章“用勢”中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