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這塊土地，重商思想一以貫之。基本觀點大體都沒有脫離“經世致用”、“義利兼容”、“工商皆本”等重利重商的實用範疇。浙東學派強調個性、個體、能力、功利、重商的基本思想。民間經濟細胞有活力、有韌勁，有濃厚的務工經商傳統和商品經濟意識，有百折不澆、臥薪嚐膽、自強不息、艱苦創業的精神。經過幾百年的浸染，它已經滲入江浙人的血液骨髓中。在這樣的人文土壤裏，江浙的廣大民眾有著強烈的自我創業欲望和濃厚的商品經濟意識。
從這個角度說，浙江要算得上是塊福地。浙江，自古就沒缺少文化底蘊，但也不乏英明的經商天才。對於浙商來說，崇商、經商是風習，更是心願的選擇。這與晉商被迫的、淒慘的“走西口”是完全不同的。
特別是在中國近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洪流中，浙商崛起了。改革開放之初，蘇南大地湧現出一大批鄉鎮企業，創造了“蘇南模式”，建立工業園區，率先吸收了大批外資，在商界被譽為典型的“外資拉動型”經濟。
蘇商善於審時度勢，他們精細作業的經商智慧稱雄商界。他們在經營中善於揚長避短，穩中求勝，注重市場信息，預測行情，布局成見，頭腦靈活，直接經營，薄利多銷。他們和顏悅色，有錢不擺闊，他們隻在看準的行業大顯身手。新蘇商與浙商與時俱進，進行了股份製改革，由單一團隊走向了大聯盟，一個在長江三角洲縱橫捭闔的商業群體出現了。
有關學者揭示：江浙一帶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民營經濟大本營的原因在於浙商的商業文化基礎，而且這種文化是與市場經濟文化或者稱海洋文化相接近的。
從人文素養上看，浙商與晉商比較，浙商沒有背負什麼曆史重壓，他們身上沒有那麼多捆綁的無形的繩索，他們的心胸就像大海那樣寬闊。他們目標單一，功名利祿隻要利。哪裏有利可圖，哪裏就有他們的身影。哪裏有大利，他們就在哪裏大展宏圖。
市場經濟文化或者海洋文化有一個鮮明的特征，就是重商、親商的“工商皆本”、“義利兼容”的文化。而浙商在“工商皆本”、“義利兼容”的文化環境下，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許多江浙政府人員拋掉鐵飯碗，選擇了艱難的創業之路就是明證。
在曆史上，浙商先後出現了兩大商幫，先是龍遊商幫，其後才是寧波商幫。先說龍遊商幫。當晉商和徽商爭霸商場的時候，龍遊商幫悄然出現了。他們之所以後來居上，與堪稱霸主的晉商、徽商等並列為十大商幫，並不僅僅是由於龍遊地理位置優勢，也不僅僅是因為龍遊物產豐富、占了物利，極其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龍遊商幫的心態是開放型的！他們在經營管理上，從不劃地為牢、人為地設置很多圈子，這正是晉商和徽商所缺乏的！
龍遊商人的崛起靠經營，強大靠“開放”。他們不像徽商那樣以嚴密的血緣家族為紐帶，也不像晉商那樣按地緣關係結幫，而是從不排外。沒有內外之別、親疏之分。不僅不排外，而且還廣納各商幫商人入龍遊，比如無論徽商、閩商、贛商、粵商，隻要願意加入龍遊商幫，就都是自己人了。在互相交融中取長補短，在不斷吸收中壯大自身。
一種開放的心態比十個家庭、一百個靠山更有價值和力量。“無寧不成市。”寧波商幫的崛起比龍遊商幫要晚，與商界的“大哥大”晉商和徽商就更沒有什麼可比性了。
翻開曆史，你會發現：在寧波幫的記錄中，寧波商幫是浙商中最優秀的。
寧波商幫與龍遊商幫一起，並列於中國十大商幫之中。一省有兩大大商幫，在全國是絕無僅有的。與晉商相比，浙商整體上之所以能後來者居上，就在於浙商能夠順勢應變！
《孫子兵法》曰：“善弈者謀勢，不善弈者謀子。”“勢”者，形勢、趨勢、態勢也，就是事關全局的發展趨勢；所謂的“謀”，是對形勢、趨勢、態勢的分析和研究，對時代特征、主要矛盾、發展規律等戰略問題的認識與把握。
浙商的寧波商幫到了近代也能與時俱變，當上海還在“五口通商”的時候，知名度和影響都在寧波之下。但精明的寧波商人已看到了上海輝煌的未來。捷足先登，在上海灘站穩了腳跟。接著，精明的寧波商人把很多商號的總號從浙江搬到了上海。以上海為中心，建立全國的網絡。
寧波商人以上海為中心，全麵進入新領域的開發，是寧波商人在別的商幫走向衰敗的時候能走向輝煌的關鍵！
上海是中國真正走向世界和世界真正走向中國的起點。寧波商人占有了上海，也就等於占有了中國和世界。就等於占有了一個製高點！內可以輻射全國；外能夠進軍世界。
寧波商人選擇了上海，上海造就了寧波商人。因此，整體進軍上海，是寧波商人的戰略成功。在近代，寧波商人能夠稱雄大上海，在上海“掌握著金融上的權利而無可與之匹敵者”；能夠在香港崛起“世界船王”、“影視大王”、“毛紡大王”、“紡織大王”，在台灣崛起“水泥大王”、“棉花大王”等叱吒風雲的寧波幫領袖，都與寧波商人能夠與時俱變有關。而晉商不能，這就是他們之間的最大差別了。
不但如此，寧波商人還率先在上海培養了城市精神和文化。把商業與城市有機地結合起來，把經濟與文化融為一體。因為寧波商人知道，當商業不再僅僅是為了賺錢、商業對文化的需求更迫切的時候，當商人不再隻是金錢的化身，而是一種品格和力量的時候，那些傳統的商人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