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能說晉商沒有政治眼光。他們也有對政治的預測，有對政治風險的規避。應當說他們並不缺少政治見識。但晉商始終恪守自己的商人身份，並不願意改變自己不願卷入政治的初衷。墨守於商的觀念曾成全了晉商，最終也毀了晉商，一毀一榮，中間包含著無盡的曆史教訓。
總體而言，由於晉商過分注重商業利益，把自己眼光限限在商業領域中，故步自封，以至於失去了對世界大勢的判斷力。
在近代的中國，經曆著最劇烈的社會變革，各種政治階層都在重新整合、排序，麵對這時代的大潮，晉商仍固守老套，一味明哲保身，不積極投身政治變革，最後隻能淪落為時代的棄兒。
晉商最終迅速走向衰敗與他們對於現代政治的隔膜有很大關係。他們為此付出的代價是相當慘重的。
一個個曾經顯赫一時的商號倒下了，晉商在這一片倒塌聲中，結束了自己的故事。
任何事物有生就有滅，有開始就有終結，這是曆史發展的必然結局。晉商在走過了五百年的輝煌曆程之後，終於無可挽回的走向了它的終點。
中國現代的商人有著關心政治、參與政治的傳統。按理說，人的生存發展環境是由整個社會去維持的，人人都負有責任。但在數千年的曆史中，中國政治是仕人的事，政治高高在上，這未免使很多商人有了這麼一種想法：國家大事，與我何幹？即使到了今時今日，仍有很多商人這麼想。
意大利人對商業和政治關係的體認是：商人不能依靠任何政權，商人的活動應始終立足在一個“利”字上，做政治的永遠的旁觀者。政治的一個精神是犧牲，犧牲是為公，為了多數人的利益而犧牲個體，是政治默認的行為。而商人的精神則是為私，所有的商業活動都是為了圖利。
為私的商人不願意自己犧牲，因此他們不介入政治，一如引文中的晉商。這是幾千年來商人們的通病。這些商人忘記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古訓，而且忘記了作為公民在國家政治中所應有的權利和義務。
時間進入20世紀之後，這一切已經改變了。此時再堅持認為商業可以不依靠政治，就未免固執了。
現代商業發展趨勢要求商人將政治家的戰略眼光運用到商業經營上來，作為一個成功的商人，就必須要有這樣的一種眼光。
關心國家大事曆來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人民的要求。也許正緣於此，現代許多商人就十分關心政治。
比如溫州商人，他們對選舉十分關心，對於他們來說，選舉是自己當家作主的體現，替自己說話、辦事，尤其不能馬虎。在外地有很多經商的溫州人，在選舉期間都放下自己的生意，專程坐飛機回溫州去填寫屬於自己的一張選票，並且還熱衷於了解被選舉人的為人和相關背景。
相比我國其他地方的商人而言，溫州商人可能是中國最積極向政治靠攏的商人群落。他們主動地為營構能正確引導一方經濟良好發展的政治環境出力，以參政議政為己任，這意味著，現代商人已經認識到了政治在商業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及其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同時，現代商業發展還有一個趨勢是，現代社會政界人士從商和商界人士從政的情形逐漸多了起來。
以溫州樂清市柳市鎮為例，全鎮大小企業家中共有全國人大代表1人，全國政協委員1人；溫州全市共有浙江省人大代表89人，其中企業家13人，柳市鎮獨占3人；樂清市人大常委29人，其中企業家6人，柳市鎮便占有3席。至於從縣、市、省到全國乃至國際性協會、委員會的會長、執委、理事等等桂冠，在溫州商人中更是舉不勝舉。
據有關資料顯示，66%的溫州人關心政治，其中91%的商人關心政治。從性別角度來講，男性為69%，女性為62%；從學曆角度看，大專及以上學曆為76%，高中及以下學曆為59%。這樣的結果或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溫州人有關心政治、了解政治的傳統，他們更熱心的是國家領導人又有什麼重要講話，以及國家的相關經濟決策，比如加入WTO和申奧等等，因此他們在自身的商業活動中，往往以政治為準繩。
其實溫州人關心政治要從怕政治說起，正因為是溫州商人曆史上受到過很多來自政治上的打擊，所以他們才認識到充分了解政治，使自己“合理合法”的重要性。曾幾何時，溫州人被看成在中國政治邊緣上走極端的人，現在卻成了迷戀政治的人。
事實證明，懂政治的人最會做生意。那些特別機靈的溫州人，在經營活動中特別善於打政治牌。在任何地方，一個學問不高的普通溫州商販，竟比政府機關裏的辦事人員更早地領會鄧小平南巡講話的重要意義，更早地意識到鄧小平南巡講話對中國經濟發展即將起到的作用，這不正說明了溫州人的精明和遠見嗎？
誠然，溫州商人所關心的政治多是其外延，帶有極強的功利和實用主義色彩，往往是從經濟角度考慮政治。比如，60%的溫州經營者因為某項國家政策的出台或政策提示而放棄或更有信心地做某項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