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可以向自己的父母、親人、同學朋友、師長同事征求意見，了解他們對自己的看法評價，讓周圍的人指出自己的優勢所在。也可以用事實做證明。譬如，你有沒有經商的才能。不妨先練練攤，試一試。通常人們對自己無把握的事，本能地會產生一種畏難情緒，這是無才能的反映，與此相反，如果對所做的事情感到確有信心做好的話，則往往說明你在這方麵或許有一定的才能。
弄清楚自己到底有哪些優點，弄清楚自己到底是一塊什麼“料”，這有助於你從商之路的發展。成功需要我們的優點，需要我們去揚己之長避己之短。
所謂的成功者，說來也簡單，就是那些找到了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特長領域的人，因為找到了一個自己得心應手的領域，加上他對這個領域有著得天獨厚的研究，所以他不成功才怪呢。
法則二：關注世事，用政策眼光經商
引子
五百多年前，晉商成為明清最顯赫的商幫，雖然當時山西商業是發達了，然而由於受眼光局限性，在商囿於商，缺乏政治眼光，很快從曆史舞台上消失了。
那時山西人重商觀念強，山西人“學而優則商”，而不是“學而優則仕”。他們認為經商強過當官。晉人不願為官，做官要擔當風險，薪俸又少，還要善於察言觀色，不小心，就會得罪權貴，輕則丟官，重則殺頭，成天提心吊膽，哪裏比得上商人？
正因為如此，到了清代，山西也沒出過什麼有影響的大政治家。雖然高官也不少，但大都是靠捐輸得來的，這隻是商人為了提高自己政治地位而做出的一種權宜之計。
用商人眼光去算計政治，玩弄政治，是晉商的一大特點。晉商常施恩於普通儒生、小官吏，以此作政治投資，這些人一旦得勢，對有恩於己的某家商號可能感恩戴德，從而帶來利潤，這是一種典型的投機生意，缺乏長遠的眼光。
晉商與政治依違兩可，是為了自己賺錢的需要。晉商對清政府以及官吏的態度便是如此。山西商人可以出入王府如履平地，可以與權貴勢要呼兄道弟。甚至皇太後慈禧也對其青睞有加。但是，這都是酒肉朋友，是相互利用的關係。晉商投了大筆的金錢，也賺回了豐厚的利潤，但買不到一個能代表其利益的階級，晉商始終沒有培育自己利益的代言人，也一直沒有培養一個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集團。
這造成了晉商在近代的曆史大潮中始終是旁觀者。始終關注於自己的金錢利益，而對政治不聞不問。晉商兢兢業業的經商，除了商務，再沒有值得他們關心的事情了，什麼政治、文教、晉商是不屑於談論的。即使談論，那也是為了能更多的賺錢。久而久之，晉商把自己局限於“商”的領域內，他們喪失了對於政治、對於政治形勢深層的洞察力，當晉商衰敗之時，牆倒眾人推，摧枯拉朽，這種缺陷愈到後來愈明顯的表現出來了。
晉商把自己局限於商人，用商人的眼光看待一切，對政治如此，對文化教育也如此。晉商雖瞧不起讀書人，但晉商卻十分重視教育。對子弟、甚至對商號的員工都注意進行教育。但教育完全是為了培養子弟經商才能而進行的。
教育的目的是為了經商。它類似於我們今天的職業教育。因此，晉商不太重視對子弟綜合素質的培養，而是僅限於商業能力的培養。這種教育雖能學得一技之長，但對於綜合素質的培養則是十分缺乏的。
從商業眼光看，這種教育下培養的學生可能成為商業高手，但對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涉及不多，這就限製了晉商的視野，使他們隻知道用商人的眼光看待問題、分析問題，而對世界大勢、時代潮流卻知之不多。
純功利性的教育對晉商的不利影響還表現在：對子弟綜合素質培養的不重視，使晉商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不能順應時勢的發展，始終抱著傳統的經商觀念，不願意也不能真正接受新事物，抱殘守缺，這就限製了他們向現代商業轉型的應變能力。
長期以來，晉商以自己所從事的職業自傲。這種優越感讓晉商能“坦坦蕩蕩經商”，沒有任何心理負擔，他們由此獲得了許多心理優勢，這對於晉商的持續繁榮是有好處的。另一方麵，晉商當時手握全國的金融大權，腰纏萬貫，然而由於受眼光的局限，到了後來，他們竟將經過幾代人努力拚搏所得的巨額資金窖藏於地，沒有把資金投入到現代工業，使得晉商在近代那麼激烈的政治變局、經濟變局中沒有置身於時代大潮其間，晉商的身影消失了，這是晉商的悲哀，也是中國的悲哀。
試想，假設晉商當年把自己雄厚的資本投入到近代工商業，那將是一個什麼情景？晉商對現代政治的迷惘不僅造成了他們自身的可悲結局，也造成了中國近代工業發展史上極大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