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商業和政治可以達成成熟的互惠關係。作為國家公民，商人熱衷於參與政治，其中的道理也很簡單：經濟政策是受政治影響和領導的，試想如果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如果沒有一個適合商品經濟發展的良好的政治環境，任商人本事通天，又能有多少作為呢？正緣於此，身為新興的中國商人和國家公民，溫州商人從切身體驗出發，懂得並積極關心政治、參與政治。認識到一個國家的政治活了，商業也就活了；商業活了，商人也就活了。
誰也不能否認，溫州商人是最具有戰略眼光及政治手腕的新一代商人。
毫無疑問，溫州商人是天才，他們有著很多常人難以理解的品性。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話來評價他們，那我們隻好說，他們是成功的一代商人。他們做出的很多行為與其說像一流的企業家，不如說更象雄踞政壇多年的政客。
從近現代晉商、浙商正反對比事例說明，用政治眼光經商會左右逢源。也才能在競爭中保持長期不敗之勢。
法則三：深謀遠慮，目光遠大才能做大
引子
胡雪岩原是清末信和錢莊“夥計”，爾後因讚助王有齡受連累而落魄。當時王有齡是一名破落公子，常人都不把他放在眼裏，獨胡雪岩敢於燒冷灶，傾其所有，把畢生的賭注押在他身上，結果天從人願，王有齡平步青雲，胡雪岩的命運也因之發生轉變，事業日趨發達。以後胡雪岩的事業也如日中天，從錢莊到絲綢業、到當鋪，雖然他本是安徽人，卻在浙江紮下了根，因為大家都知道，他背後站著巡撫大老爺。應該說，胡雪岩能開創這樣一片大事業，王有齡是首當其功的。
當初胡雪岩資助王有齡不能僅僅看做是機緣巧合，而是因為胡雪岩有超過常人的眼光。
據說，胡雪岩之所以傾囊相助王有齡，是他看出王有齡“骨法當大貴”，有利可圖。可以說，胡雪岩有著不同一般的眼光，在他起步之初就為他今後的發展標明了光輝絢爛的前景。
在王有齡幫助下，胡雪岩重新開始從事錢莊生意。錢莊生意自然是以錢生錢，其實，胡雪岩一開始就籌劃了一樁長遠的以錢生錢的生意，即接受失敗逃亡的太平天國兵將的存款。
學過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太平天國起事後經曆內亂，到末期已成強弩之末，清軍雖未完全平定，但作為商人的胡雪岩料定他們已是必敗無疑。胡雪岩決定向逃亡的太平軍兵將融資，然後放給兩類人，一類是因調補升遷而需要盤纏的官員，另一類則是因戰亂逃難到上海而在原籍有田產的鄉紳。
向太平軍融資所接受的存款可以不付利息，因為那些逃亡兵將隻求保命保產，根本談不到還要利息。而胡雪岩將這筆錢用來放債，則可以有大筆可觀的進賬，實在是無本萬利的便宜買賣。
而將這筆錢主要放給調補升遷的官員和逃難到上海的鄉紳，胡雪岩也有自己周密的考慮和長遠的打算。
原來，胡雪岩經營錢莊放款給調補升遷的官員，是學山西票號“放京債”的做法。所謂“放京債”，就是放款給那些外放州府的京官。這些人在外放過程中，需要一筆錢做安家費，比如到京裏打點、上任盤纏、到任以後買公館轎馬，置儀仗，都要花錢。於是這些人上任之前都要借上一筆錢，到任後再還上。
而這些人再高的利息也會借。事實上這些人到任之後搜刮地方，一般也有能力還回借款。而且還不怕借債的人不還，因為一來有京官做保，二來有借據，如果賴賬，借據遞到都察院，禦史一參，賴賬的人就要丟官。胡雪岩要依照山西票號放京債的方法，“幫幫”他們的忙。
放款給由內地逃難到上海的鄉紳，也決不會吃倒賬。這些人家在原籍，依賴祖宗留下的田產，靠收租過活。到上海後日子一長，坐吃山空，也就要靠借債度日子。這些人借債，表麵來看現在無力償還，但放開眼光來看，這些人的田產還在。
從局勢看，當時太平軍已成敗局，等到江、浙一帶被官軍收複，這些人回到原籍還有田產。現在可以讓他們以田產做抵押，到時再連本帶利歸還借款。
胡雪岩的“算盤”真是算到家了。在官軍開始收複杭州時，他就敏感到太平軍敗局已定，並且準確料定太平軍官兵一定會想辦法隱匿私產，由此大膽決定吸收他們的存款達到融資、放債，以錢“生”錢的目的。這一大膽決策，對於胡雪岩戰亂之後生意的全麵複蘇確實起到極大的作用。
《孫子兵法》第二篇講作戰，其根本是講備戰工作的重要性，所謂：“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強調糧食充足的決定作用。
大概在任何行動之前，沒有充分的準備工作，必然會導致大敗一片。這些為作戰之大忌。所以古人雲“深謀遠慮”。“謀，而後定；不謀，則衰矣”，“謀深，慮遠，成之因也。”此乃《菜根譚》謀略篇中的兩句論斷，它深刻地揭示了謀與慮在戰爭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
生意場上也是如此，必須要有自己的深謀遠慮，有長遠的籌劃，占據生意場上的製高點。
從上述引文資料可以看出，胡雪岩是這一方麵的“頂尖高手”。他說：“我們長線放遠鷂，謀得深，慮得遠，看到三、五年以後，大局一定，怎麼樣也能夠飛黃騰達，一下子躥了起來。”胡雪岩認為做生意是一種商戰，要想讓自己的努力一天猛過一天，必須打好自己的基礎，讓自己準備好了才動手。怎樣才能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