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主流政治思想。依然是以傳統儒家思想為基調，加強和鞏固中央集權統治。在政治上加強君主專製的中央集權統治的同時，文化方麵則大力推行帶有專製性質的一統政策，力圖將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都納入孔孟思想和程朱理學的軌道。“要建立和諧有序的社會秩序，鞏固和加強君主專製製度，儒學仍然是最有效的思想武器。特別是對封建等級關係的‘天然合理性’作出充分論證和說明的新儒學——程朱理學，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這種現實的需要。”[11]
2、文學。明朝前期的文學，因受華麗的台閣體的影響而呈現一派繁榮的景象。不僅傳統詩文的創作，在小說、戲曲、散文方麵也發展迅速，史學也迎來了其發展的高峰。“從永樂起的幾十年中，隨著政治的逐步穩定，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繁榮，官方文化也達到極盛。永樂時期《四書五經大全》、《性理大全》的編纂，進一步確立了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12]
3、科學藝術。“明代的印刷術在宋元兩代的基礎上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印刷品在數量、題材多樣性、藝術性和可用性上都超過了前代。”[13]繪畫、書法、雕刻等也顯現出進步和創新。
三、出現差異的原因之分析
通過比較可以發現，在同樣是由底層農民運動而導致政權變動的社會背景下，中日兩國的文化走勢是迥異的。一個表現出積極的融合和漸進式的發展，一個則為完全的取代和質變。那麼，產生這種差異的根源又是怎樣的呢？試將兩國作一橫向比較便能發現，雖然中日兩國同處東亞文化圈這一大的地域範疇，很多曆史時期內兩國也都有著頻繁的文化交流，但地緣上的接近並不意味著兩個國家的文化走勢一定相同。任何民族的文化，其創生和流變都必然和其所處的曆史、經濟、社會等大環境密切相關，既有其自身發展傳承的曆史脈絡這一內因的作用，又少不了其所處的外部國際環境這一外因的助推。唯有基於多元化視角的客觀分析，才能對相同曆史背景下中日兩國不同文化走勢形成的原因做一番探究。筆者認為，這一現象的出現涉及到兩國文化創造主體的不同、文化發展曆史的不同以及自身文化品性的不同等。
1、文化創造主體的不同。一般而言，政治上的當權者會影響主流文化的生成及其走勢。日本中世的戰亂時代，下層的武士、平民和上層的幕府統治者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各地農民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並對抗“領主”和“地頭”的無理要求，紛紛自發成立起一種自治組織“惣”。“惣是鄉村自治的村鎮組織，是在莊園製內部滋長的一種新的社會體製。”[14]下層農民自身成為了地方自治的主體，並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民眾文化”這一中世日本頗具特色的文化現象。正因如此，原先僅僅屬於農民階層自身的文化因子也因此擁有了得以傳播和發展的契機。而中國的農民運動雖然始自下層社會，但新政權建立之後卻依然采取集權統治來鞏固和維持大一統的局麵，以求得國家的和平穩定和社會的長治久安。明朝在建國之初便在文化和思想上大力推行專製主義，弘揚孔孟等主流的儒家思想，加強思想控製。這樣，原先的被統治者一躍而成為統治者，但依然采用舊有的思想文化體係對民眾進行控製，不同階層的文化之間不存在進行輪換交替的社會基礎。
2、文化發展的曆史和國際環境不同。在平安朝以前的古代社會，日本積極吸收來自中國的大陸文化，而在平安朝，伴隨著遣唐使的停派，原先得以作為參照的藍本不複存在，因此日本“在咀嚼消化中華文明的基礎上，創造出具有島國特點的‘國風文化’”。[15]經過這樣一種“變異”和“改良”的積累，日本具備了一定意義上文化的自我更新功能。中世戰亂年代出現的“下克上”風潮以及隨之而來的江戶時代町人文化的繁榮，可以視為日本文化又一次的自我更新。通觀整個日本文化發展的曆史進程，在學習他國過程中積極“受容”之後的合理“變容”，乃是其文化發展的一貫現象。與此不同的是，中國自古以來就居於“華夷”體係的主體地位，對他國施加的影響多，而受他國的影響小，“‘華夷’秩序是在古代世界的社會條件下產生的一個有理念、有原則和有著自身一套比較完備體製的國家關係體係。由於長期以來 ，中華帝國乃是古代東方、特別是東亞地區的主要大國，因此這一體係的理念、原則和體製的構建，中國自然起了某種主導作用。”[16]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社會心理來自於對自身文化的優越感，中華文化發展的主幹比較堅固，不易發生大的變動。
3、文化品性的不同。這主要表現在日本善於更新、變革和中國的“仁義忠信”、“和為貴”等儒家價值取向的不同。王勇教授在《日本文化》一書中將日本文化發展的基本特征定義為“模仿與創新的軌跡”，韓立紅教授也提到“日本在其民族性格的形成期吸收過大量的外來文化”[17]。但對外來文化若隻是一味地引進和吸收，那就會變成機械的模仿，因此對其進行一定的變革和改良就顯得很有必要。而另一方麵，中國文化則更多地顯示出一種同化和融合的取向，即在一種溫和狀態下的漸進式發展。“華夏——漢人崇尚中庸，少走極端，是安居一處，企求穩定平和的農業型自然經濟造成的人群心態趨勢，集中到政治家和思想家那裏，中庸之道就成為一種調節社會矛盾使之達到中和狀態的高級哲理，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舜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18]另外，“強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重實際求穩定的農業文化心態”和“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19]等也是中華文化特質的具體表現。“貴和尚中”思想貫穿中華民族的整個思想體係，使得中國人十分注重和諧局麵的實現和保持，這對於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不可或缺，同時也造就了文化在其發展體係上的前後相續和曆史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