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意識：隨時激活的職業庫存
專欄
作者：高明勇
傳媒人要主動培養“檔案意識”，一為還原新聞現場，二為發酵職業積累，三為建立新聞之學。
4月20日，星期六。早上8點半左右，我起床後邊刷牙邊刷微博。
當“雅安地震”幾個字眼出現後，我馬上向客廳跑，打開電視：上海的東方衛視已經開始直播了。我一邊看直播，一邊開始激活與地震有關的“職業檔案”。
書架上，有錢鋼的《唐山大地震》、南香紅的《巨災時代的媒體操作：南方都市報汶川地震報道全記錄》，還有朱幼棣的《悵望山河》，我記得在這本書中作者曾說道：“汶川大地震後，中國西南有可能進入新一輪地震活動期。對地震研究和預測預報，不能輕言放棄。汶川之後，下一次強震會出現在哪裏？”而雅安，正好地處西南。
最重要的是，我第一時間從電腦中調出了《新京報汶川大地震評論集》。這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後，我在工作之餘著手的提高“檔案意識”的工作之一。簡而言之，就是將正在進行中的工作及時進行整理和存檔，為職業庫存添磚加瓦，以備不時之需，隨時激活。
在這個評論集中，有當年5月13日《新京報》的第一篇社論《麵對天災，並肩的我們就不是弱者》，5月14日社論《救災，對所有愛國者的動員令》，5月15日《新京報》號外刊發的評論《麵對災難，讓我們啟動哀悼儀式》，以及接下來關於汶川大地震的每一篇評論，乃至周年紀念性評論，累計上百篇。
當時，這些評論幾乎都是當天各大門戶網站的頭條評論。《麵對災難，讓我們啟動哀悼儀式》一文，呼籲政府通令全國降半旗為死難者致哀——這個觀點在三天後，即5月19日成為現實。
在“雅安地震”之後，激活這些職業庫存，很容易就進入到應對地震的工作狀態。
事實上，就我個人而言，這幾年在工作中一直有意識地培養“檔案意識”，比如建立《新京報》每一年度熱點問題的評論集，即關於這一熱點問題所有評論的目錄，每一年大致有30個評論集。再如在時事訪談中，每一次都盡可能保存訪談的采訪提綱、現場錄音、采寫初稿、專家的修改版本、分管領導的修改意見或修改版本、最終的見報終稿，以及讀者反饋。還有就是保存好主管部門的新聞紀律、通知和相關要求。
主動培養“檔案意識”，我認為積極意義主要有三：
1.還原新聞現場
日常工作中，我注意把采訪本編號存檔，裏麵盡可能保存好一些有價值的原始材料，比如選題報題單，比如采訪提綱。在我負責的《新京報·評論周刊》上，有一個版麵是“記者手記”，主要是為熱點新聞的第一現場記者的報道心得，新聞背後的新聞，為熱點新聞備檔。
這些都有助於隨時還原新聞現場，並且，更重要的是，在麵對一些突發事件的時候，媒體人無法預料新聞走向，大多是“無意識”或“下意識”地去操作，事後的歸納、分類，有利於梳理出一條脈絡，媒體秉持的價值觀、方法論就會躍然紙上。
當然，還原新聞現場，意義並不是為了滿足自戀式的回憶，而是為新聞研究、新聞教學提供第一手的豐富資料。
2.發酵職業積累
近來，我在《新京報傳媒研究》雜誌上撰寫了一些研究性文字，比如《“年度好聲音”是如何產生的》，談《新京報》創刊十年中刊發的與社會成長相呼應的評論是如何選出來的，分別是“年度評論”（年代的聲音）、“社論精選”（報章的聲音）、“聲音檔案”（個體的聲音）和“時代熱詞”（群體的聲音），這些評選工作量浩大，“如何選”是個大難題，查索“評論檔案”就成了捷徑之一。
3.建立新聞之學
對於新聞學來說，不管是外界，還是業界，似乎都認可“新聞無學”的說法。
原因之一，就是關於新聞似乎無從學起，很多媒體甚至更青睞新聞學專業之外的學生。
我一直在想，從實踐角度看，新聞學有屬於自己的方法論，比如是否可以建立“新聞發生學”，揭示一條新聞的發生到底有哪些因素在發生作用？套用托馬斯·戴伊的那本《誰掌管美國》書名，誰在影響中國媒體的新聞？這些，僅靠報章上的新聞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在“檔案意識”下存檔的職業庫存，互為補充印證。
（作者為《新京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