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有言：“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隻有經曆過磨難與曆練，對世事人生大徹大悟的人才能寫出這樣的語句。
中國知識分子非常崇拜“隱”字，一部“紅樓”，講的實際上就是一個“隱”字：隱如何，不隱又如何。隱，意味獲得安身立命之根本；隱，意味在短暫人生中享受生的歡樂；隱，意味個人平安、家庭幸福……所以，在中國的曆史和文學世界中，真正有才情的人總是遠離功名利祿、市井喧囂，回歸自然，在青山綠水之間享受生命的安寧與恬適。所以，“隱士”，在一定意義上是指那些對世事人生采取規避妥協態度的人。本來是一種不值得歌頌的行為，中國文人卻給以了最大程度的關注，作為一種精神倡導，中國文人總是歌頌選擇了隱忍的人，稱他們“隱士”。“隱士”在中國文人的語境中不是貶義詞，相反，這兩個字寄托著人們對他者行為的一種景仰，更是對自身命運的一種期待。即使沒有選擇“隱”的人，在談到“隱”的時候，也總是帶著敬意。
所以，紀曉嵐借助這個短小的故事，實際上是開了一個玩笑：表麵上，他說的是“鬼隱”的故事，實則談的是“人隱”——你難道從字裏行間感覺不到乾隆年間任熱河督視、正在履行編排皇家秘籍重要責任的紀曉嵐內心的情懷嗎？肩負著這樣神聖職責的高官，竟然在孤燈之下寫出了這樣一個無可奈何的故事，你難道聽不到紀曉嵐沒有寫出的心聲嗎？所以，那不是鬼隱，那是人隱。紀曉嵐在寫自己，在寫自己對自己的一種期待，在寫規避和逃遁現實的一種夢想。
不是所有的期待都能夠成為現實，夢在很多情況下僅僅是一個夢。也正因為如此，所謂“隱”才從來沒有成為中國文人普遍遵從和信守的道義準則，那些不安寧的靈魂命中注定要在官場傾軋中在功名利祿中在塵世喧囂中苦熬。很少有人真正解脫。孔子解脫了麼？孟子解脫了麼？李白解脫了麼？杜甫解脫了麼？白居易解脫了麼？紀曉嵐解脫了麼？郭沫若解脫了麼？茅盾解脫了麼？周揚解脫了麼？
文人的悲劇在於看得太明白而又無力去改變現實、匡扶正義，就像一個眼睛明亮的人，看得清高大城牆上的每一塊磚石，卻沒有拆除它的氣力，他隻能在城牆下麵躑躅歎息。他期望自己不要去看，不要試圖分辨城牆的結構，他的心智卻總是違拗他的本意，他總是強烈地意識到城牆的存在，而且他知道那是一切晦暗事物的根源……他就在這種清晰的混沌中為自己編織夢想，逃避夢想，他隻能去“隱”。但是，在強大牢固的城牆麵前，又有幾個人能真正“隱”去呢？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文人們非但沒有隱去，大部分文人反而都攀附到城牆上去了，成為了城牆上特殊的磚石，與他們最深惡痛絕的人攪和在一起。沒有攀附上去的，則被強力碾落為泥——非常不幸，攀附上去的人和碾落為泥的人不約而同發現，他們終於還是沒有實現自己的夢想，那個“隱”字，仍舊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標。這就是這個群體總是比其他人承受更多精神痛苦的原因，這也是文人總是試圖懷著敬意和豔羨為“隱”者立傳的原因。
看樣子紀曉嵐不是隨便寫著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