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兒子·黃河》是一部較長的中篇小說，大約八萬字，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曾經在一份曆史研究雜誌上作為特定題材作品進行連載，當時反應不錯，曾經有電影導演找到我，希望改編成電影。我自然十分高興，全力做了配合。但是，我不知道那位導演在他所在的電影製片廠遇到了什麼問題，這件事居然在進展到一定程度後漸漸停了下來，當時弄得我很鬱悶。現在，我很慶幸那件事沒有進行下去，否則，在我的創作曆史上留下的將不是輝煌，而是一種抹都抹不掉的難堪。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因為作品本身的問題。
《母親·兒子·黃河》的主題是：在階級性與人性的衝突中，階級性最終戰勝了人性，核心情節是母親玉蘭由於兒子紹平的怯懦而槍殺了他。這實際上是用適合於那個年代要求的概念化、主題先行的手法創作出來的一個故事。時間過去了將近二十年，時代思想在深化，我個人的認識和見解也在深化。我感覺，原來對題材和人物的處理都趨於簡單和膚淺，脫離了人物的內在性格邏輯，在這個層麵它是不成功的；但是，作品所提供的大量微觀精神世界的描寫，又使得它顯現出一部優秀作品的內在品質。
我決定修改這部作品，嚴格說起來是重新寫作它。
我用整整一年時間來做這件事情，在全部工作以外的時間全身心浸淫在作品裏，生活在那些虛構的人物中間，幾乎中斷了全部社會交往，連手機都擱置了起來。我常常半夜兩點鍾起床和我的人物交談，天亮以後再回到現實生活當中——就像經曆了夢遊的人那樣，這時候出現在我眼前的世界反倒不那樣真實了。
和以往的創作經驗不同，當我為本書畫上最後一個句號的時候，我沒有體會到終於做完一件事情的興奮感，反倒覺得是解脫了一個“噩夢”。這個“噩夢”難舍難棄，纏繞了我將近二十年，讓我興奮，讓我痛苦，讓我理智，讓我瘋狂……我經常問自己，在這個故事中，究竟是什麼東西在打動我，讓我如此不得安寧？我想也許有很多原因，但是最根本的恐怕還在於：這是一個關於我們自身的故事，我們不可能在這樣的故事麵前無動於衷。
我以為，小說必須表達隻有小說才能表達的東西，這些東西大體上可以歸結為——人性的深度、心靈演變的軌跡和引人入勝的故事。如果一部小說不具備這三種要素，那麼，就可以不認為它是小說，至少可以不認為它是一部優秀的小說。
所謂人性的深度，就是人的靈魂對於客體世界所感受的深度，它不受時間、地域的限製，在任何空間和時間上都發出隻有自己才能感知的音響，或者激昂，或者沉鬱，或者歡樂，或者悲傷……愛情、生命和死亡是能夠將人性深度展示到極限的領域，它們也因此成為文學尤其是長篇小說的永恒主題。僅有人性的深度還遠遠不夠，好的長篇小說必定能夠把靈魂的任何震顫（哪怕它極為輕微）和心靈演變的軌跡記錄下來，傳達給讀者，喚起讀者類似的感受……這就是藝術的功能。而這一切都需要一個載體，這個載體就是或者說隻能是一個生動感人、蕩氣回腸、千姿百態的故事。
我試圖在這部作品中讓上述三種因素都發揮到很好，希望自己為讀者奉獻出一部真正的好小說。為此，我比以往做了更為艱苦的努力，在這部篇幅不是很長的作品中耗費的心血，不亞於以往創作的任何一部作品。也許我完成得不好，但那不是由於懶惰，而是因為我目前隻能寫到這個程度，或者說時代隻允許我把這個故事講述到目前這個程度。
任何人都有局限。作家的局限恐怕更嚴重於普通人的局限，這是因為局限著他的主觀和客觀因素在創作過程中會擴張為很難反抗的強力，這種強力無嗅無味，無影無形，卻能夠作用於你的全部精神活動，甚至強大到讓你閉嘴的程度。
好在我把故事講完了，現在，我等著讀者的評判。
五
有時候，一個人怎樣安排自己的生活並不完全是自己的事情。我從插隊之初就確立了文學理想，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進行過努力衝擊，但是並沒有達到我期望的高度，盡管在這期間很多人給了我巨大的幫助與鼓勵。九十年代以後，我的文學理想雖然沒有破滅，但遠離了文壇，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職業工作之中，十年時間就在忙亂當中流逝了。二〇〇三年以後我才把精力重新轉移到文學上來，開始將文學作為自己存在的惟一方式。我發現自己站到了新的基點上，這個新的基點提升了一個人的精神高度，看人看事都有了新的視角。在這個意義上，我非常感激促使我進入這個階段的人——如果不能進入這個階段，我就不可能寫出《危險的移動》前兩部將近一百萬字作品，不可能寫出本書，也不可能寫出其他作品，更不可能獲得今後進行文學創作的持續動力。
《危險的移動》第一部出版以後，我得到文學界和評論界朋友的熱情讚譽和鼓勵，接到很多陌生讀者的來信，我品味到了被人理解的幸福。我對在重要時刻給予我支持的出版社領導和責任編輯充滿了感激之情。我總是慨歎在文學之路上遇到好人，沒有這些好人的支撐，我將難以走到今天，這些好人也是我認為這個世界非常美好並值得我去熱愛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