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應當有一條哲學的通道*(2 / 3)

我們所說的人與曆史的關係大抵也是這樣一種狀況。

被稱之為曆史的東西不是現在進行式的描述,而是一種過去式的述說,一種能夠依據某種理性原則聯結成為線索的東西。從表麵上看它具有強固的必然性,它的質地和方向不容許質疑,但是如果我們觀察細節,就會發現有許多或然性,隻有在或然性當中我們才能發現人類心靈的軌跡。這就像物理學上的不確定原則:“我們不能非常確切地同時知道一個粒子在哪裏和它的運動速度是多少;如果我們能夠測出它的準確位置,我們就無法測量出它的速度。”我們把它引申一下:如果你檢測曆史,你就不知道它在哪裏;如果你知道它在哪裏,你就不可能確知它的速度或者說運動方向。這很耐人尋味。

在文學的意義上,我寧可認為不知道曆史在哪裏,我隻能在看到它的那個地方觀察它,而我觀察它的那個地方肯定不是別人的地方。曆史就像浩渺的星空一樣,雖然有點點星光,但其深處仍是巨大的虛無,或者換一句話說,盡管曆史是一個必須賦予內容——不管必然性還是或然性——的概念,但是,我的主人公經曆的所謂曆史沒有內容,他們僅僅是時間過程中偶然出現的人物。所以,我不希望讀者過於看重本書的曆史敘述,那是為了演出不得不搭建的舞台,曆史在這裏是一個借助的概念,實際上,把它理解為“時間的過程”更為合適。我更為關注的是人類自身,我描寫的是在時間過程中的人。

指出這一點至關重要。

新時期文學經曆了二十多年探索和發展,終於磕磕絆絆地走到了今天,曆史會對它做出評價,但這需要時間。就我個人來說,這二十多年是我生命的核心區域,按照通常規律,這段時間應當是最富於創造力的時期,但是我並沒有寫出讓自己滿意的作品,其中原因多多,感慨也多多。進入新的世紀,當我完全徹底地把文學作為惟一生存方式以後,我感覺一個目標越來越清晰,感覺自己正在接近這個目標——這也就是我為什麼要突然加力,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和速度寫作長篇小說的原因。

人就是這樣,你不能夠躲避時代的發展變遷對你的深刻影響,所有人都被時間改變著。同樣,時間也改變著文學。現在再來看中國文學接受外來文學(拉丁美洲文學)影響的那次大潮,就會產生更接近本質意義上的觀感——那是一次基本上喪失內容或者說拋棄了內容的形式上的衝擊,它豐富了文學的表現形式,卻逃避和拋棄了拉丁美洲文學的精髓,其後果是中國文學不但沒有“爆炸”,反而由於輕率地玩弄技巧大規模地失去了讀者,文學的神聖光環被文學自身的驕狂和漫不經心熄滅了。誰該為此負責?當然不是那些進行藝術形式探索和表現的作家,也不是那些連篇累牘鼓噪的評論家,你不能強求這些人去做他們做不到的事情。實際上,那些先行的探索者是讓人敬重的,他們的經驗(哪怕是失敗的經驗)將滋潤後來的中國文學,這已經得到了證明。

時代怎麼了?它為什麼不容許人們像拉丁美洲作家那樣講述自己的故事?我認為問題仍然出在傳統上,政治傳統、曆史傳統和文化傳統決定著一個時代的精神走向,作家身在其中,不能不受其左右。

我們稍稍回憶一下拉丁美洲文學的淵源就會看到這一點。拉丁美洲文學固然植根於那片神奇的土地,但是,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歐洲近代思想對拉丁美洲曆史和文化的深刻影響,換一句話說,是歐洲近代思想奠定了拉丁美洲作家觀察世界的方式,在力圖用全新的方式對這種觀察作出反應的時候,他們發現了就在身邊的神奇的現實。

一種好的文學必定是與時代最先進文化和思想並駕齊驅的文學。這就造成了拉丁美洲文學獨有的品格——深刻反映那個社會的現實生活,把人物命運全部放到社會舞台上來進行展現。所謂“魔幻現實主義”僅僅是一種外加的形式歸納,很多所謂魔幻現實主義作家並不承認自己是魔幻現實主義作家,而是宣稱自己為“社會現實主義作家”。仔細注意一下就會發現,阿斯圖裏亞斯、略薩、馬爾克斯、卡彭鐵爾、魯爾福、亞馬多等所謂魔幻現實主義作家都是積極涉入社會現實的作家,有的幹脆具有政治家和文學家的雙重身份。

一位記者曾經問馬爾克斯:“最成功的小說應當什麼樣子?”馬爾克斯的回答是:“最成功的小說是絕對自由的小說,是以其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深入現實的力量讓讀者憂慮不安的小說。”馬爾克斯進一步強調:“如果它能夠把現實翻轉過來,讓讀者看到另一麵的情形,那就更好了。”這或許可以說明,對社會現實的深刻幹預,在曆史與時代的舞台上展示人物內在命運,正是拉丁美洲文學發生“爆炸”的根本內在原因。不幸的是我們從一開始就忽略或者回避了拉丁美洲文學的這一特性。現在是強調這一特性的時候了。

作家有時候要像西西弗那樣固執和堅韌,否則你就會和巨石一道滾下山去。我不願意滾下山去。

二〇〇四年底,我完成了長篇小說《危險的移動》第二部的創作(第一部於二〇〇五年出版),按照習慣把書稿封存起來,開始思考下一步怎樣執行創作計劃。

本書不在計劃之中,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最近幾年這裏的人物卻經常闖到我的腦海裏來,甚至在讀書的時候也經常想到它,總感覺有一種東西在召喚著我。因此,一旦把《危險的移動》第二部殺青,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九八六年創作的中篇小說《母親·兒子·黃河》找出來,仔細閱讀。我發現了將近二十年前的稚嫩,同時也發現了這部作品蘊涵著沒有被很好開掘的深刻曆史內容,這是一個現在就可以開挖的富礦。於是,我改變了計劃,把別的作品推後,優先寫作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