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說，中國知識分子的內在精神具有一種被撕裂的性質。
在強大的國家機器和作威作福的專製君主麵前，中國知識分子無法忘記自己的使命，這就是以道自任，以先王之命和聖人之道為依托，以真理見證人和神聖的發言人自居，試圖以正義的信念批判以至於壓製不正義……其心高巍，其誌彌堅，其行可貴。如果把這些人放在西方，或許令人讚佩，因為在那裏，正義、真理被強大的教會所依托，知識分子依托道統也就是依托教會，教會必然依仗雄厚的經濟能力和嚴密的組織體係而成為知識分子能夠依托的社會力量，獲得支撐的知識分子當然也就能夠理直氣壯地站立在世俗權威麵前，說出他們的主張，呼喚出他們的抗議。
不幸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舉步維艱。如前所述，知識分子們除了想方設法依附和服務於現存體製之外沒有任何其他選擇。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知識分子像中國知識分子那樣給統治者貢獻那麼多統治建議，中國的政治典籍汗牛充棟，這不正是知識分子孜孜以求的結果嗎？
那麼，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沒有真正挺起腰杆來堂堂正正做一回人的嗎？有。被秦始皇活埋了的四百多個儒生是也，動輒“腰斬”、“一家三百餘口盡數撲殺”者是也，一九五七年給黨建言者是也……血淋淋的曆史告訴我們，即使那些為了信念將生死置之度外的人，也無力對現實有絲毫的改變，他們唯一依仗著的就隻剩道義了。
道義是什麼？道義是錚錚鐵骨，然而，骨頭再硬，硬得過國家機器麼？！千百年來，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有多少豪情壯誌付之東流，有多少知識分子化為泥土！*有言：秦始皇算什麼？他才坑了四百六十個儒。實際上，直至今天，曆史仍舊是一筆誰也說不清的糊塗賬。
如果僅僅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時運不濟，也不客觀，我們舉蘇聯的一個例子：著名學者別爾嘉耶夫對十月革命進行了痛苦的思考，形成了一些獨到見解，認為革命的目的“通常是自由、公正、平等、團結等高尚的價值”，而真正深刻意義上的革命是人格主義的革命，是個性的革命，是“對社會賴以建立在其上的原則的改變”。他揭露俄國革命中的恐怖和暴力，批評了某些人關於“革命是一首田園詩”的天真想法，指出“革命總是顯示出非理性和無道德”，革命總是掀起仇恨，革命總是與“陰謀、逮捕、刑訊、宗教裁判所、斷頭台、火刑柱、槍斃、暗殺”聯係在一起，“在革命中，瘋狂的觀念總能扭曲人性，把最善良的人變成獸類”。他認為革命中總會出現壓製自由、仇視文化、仇視精神的狀況，這顯然是有悖於“使人擺脫壓迫和奴役”的偉大目的，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後果，“咎其原因，在於革命者曲解了時間，即純粹的把現在當作手段，而把將來當作目的”；認為革命無法創造新人，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革命並不能改變人的本性，更無法普遍提高人的道德水平，“人的原來奴役沒有被克服，隻是改變了奴役的形式”。別爾嘉耶夫的社會主義是“個人的，而不是專橫的，是不容許社會淩駕於個人之上的，是從每一個人的精神價值出發的”，他的社會主義“是自由的精神，是個性，是上帝的模式”。
一個有這樣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強大的蘇維埃政權麵前的命運，與中國敢於對朝廷說“不”的知識分子一樣，必將被強力所摧毀——別爾嘉耶夫一九二一年因涉嫌“策略中心”案而被捕，並因為其“已經不可能轉向共產主義信仰”而被驅逐出境。別爾嘉耶夫後來在西方世界寫出了一係列重要著作，獲得巨大的國際聲譽，躋身於歐洲最重要哲學家之列，被譽為“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家和預言家之一”。
我們能夠從別爾嘉耶夫身上清晰地感覺到所有被極權主義戮害的知識分子的命定。別爾嘉耶夫曾經這樣談到自己：“我內心仿佛存在兩個人，兩張麵孔，兩種因素，他們彼此對立，這種對立來源於同一個根源。我不僅是一個憂鬱、孤獨，與充滿了值得同情的眾生格格不入的人，靈魂分裂的人，我還是一個抗爭的、易怒的，在思想深處昂揚著鬥誌的人。”這是一個精神被撕裂的人，這樣的人必將為現實所撕裂，就像所有試圖對這個強固的世界說出看法的人那樣。
由此我們再來看曆史，看我們身邊的現實，我們就會知道很多事情為什麼會那樣發生而不這樣發生；我們就會明白，有的人為什麼會擁有那樣的命運而沒有這樣的命運。
魯迅先生說：“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厲害的”，“他們對於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
是啊！這就是說，使命是神聖的，但是宿命將永遠等待著給你毀滅性的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