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體上說來，在現代西方語境中，知識分子有三個基本特征：第一，受過專門訓練，掌握專門知識，懂得使用象征符號來解釋宇宙人生；第二，以知識為謀生手段，以腦力勞動為職業，形成一個與社會中其他階級不充分整合、不依附於現存體製、“自由飄遊”、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第三，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對時政采取批判態度，對現狀往往不滿。
以色列學者康菲諾總結出知識分子五大精神特征：一是知識分子對公共利益的一切問題，包括社會、經濟、文化、政治各方麵問題都抱有深切的關懷；二是這個階層的知識分子經常抱有一種責任感，認為國家解決各種問題都是他們的個人責任；三是他們傾向於把一切政治、社會問題看作必須詰問的道德問題；四是無論在思想上或生活上，這個階層的人都覺得有義務為一切人生的和社會的問題尋找終極解答；五是他們深信社會現狀不合理，必須依照理性加以改變。
康菲諾的歸納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某些方麵是相符的，比如在責任感和關心世事方麵，從曾參的“仁以為己任”到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都顯示出中國知識分子對道德、政治、社會各方麵問題極為關注，具有明確的責任意識。明末東林黨領袖顧憲成“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更宣示了中國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
但是進入當代，這種傳統似乎受到了空前衝擊——*曾經把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比喻為“毛”，說他們依附在帝國主義者、封建階級、官僚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五張皮上，作為勝利者的*對知識分子進一步說，民主革命革掉了前三張皮，社會主義革命革掉了後兩張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結果，在新政權的格局中，即使曾經叱吒風雲、才高八鬥者，也隻能附在新的社會統治者身上，這是沒有選擇的選擇。這就是說，中國知識分子傳統上的尷尬處境被進一步強化了，強化成了某種苦難。
盡管這樣，我們大體上仍然可以認為，一九四九年以後針對知識分子發動的無數次政治運動，一定程度上損傷了知識分子理性，西方意義上的那種知識分子精神特征被嚴重銷蝕，但是，就其內在的精神生命來說，有一種東西沒有終止，那就是“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它們就像熾熱的烈火那樣在中國知識分子的靈魂深處燃燒。鄧拓有詩言誌：“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地間。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以顧準、李慎之等人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在黑暗年代的思考和著述，就是中國知識分子信念不顧“頭顱擲處血斑斑”的殘酷現實而延綿不絕的明證。
但是這並不意味中國知識分子與西方知識分子沒有任何區別，為了說明這種區別，我們還得把目光投向過去。
中外知識分子之別
就普遍狀況來說，中國的“士”很難像西方知識分子那樣追求“自由”和“理性”，他們命中注定要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注重倫理道德，追求以內化的道德力量來約束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之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王者師”，以儒學教化天下……這同樣是沒有選擇的選擇。這種曆史與現實的處境形成了中國知識分子自我抑製性人格，這種人格特征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遠非西方知識分子那樣富於戰鬥性，總的來說，他們缺少一種擔當的勇氣和責任。
什麼東西造成了這種差別呢？
西方近代知識分子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他們以“市民社會”為其生存環境，可以依靠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在民間立足，從事自由職業，獨立謀生，與占支配地位的體製及統治者沒有什麼勾連，這是他們保持精神獨立性的最重要緣由。中國則不同，在自管仲以來嚴格實行“利出一孔”的社會政治文化中，古代的“士”以及近現代知識分子似乎隻有作為統治階級一員才能顯示自身價值，他們難以忍受那種“遊離”狀態，傾盡生命熱衷於依附和服務於現存體製，“學而優則仕”是這種依附性的典型表征。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既是現存體製的產物，又創造、維護和延續現存體製本身，相當一些人成為了統治者的“門客”，成為了非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這一點在我們今天尤其如此。
盡管中國的“士”和知識分子也講求“弘毅”，講求“以天下為己任”，但是在相當一些人那裏，這隻是順境之時的一種喧嚷和自我標榜，一旦處於逆境，他們就開始瑟瑟發抖，或者轉向老莊，或者退隱田園，強調“儒道互補”，真正有所擔當的人微乎其微，無論古今，均是如此，這也是人們經常對中國知識分子感到失望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