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讓我們看一下培根曾經打過的比方：a指著教堂牆壁上的圖畫對b說：“這裏畫的是海上遇險的人通過禱告而被上帝拯救了，從這張圖畫裏你難道看不出上帝的力量嗎？”b反問道：“我看到了這種力量，但是……畫家把那些同樣禱告了卻沒有得到拯救的人畫到哪裏去了呢？”在哲學的意義上，我們當然可以把這個故事解釋為“神學從來就不是要解釋經驗中的正常或者異常的情況，而隻關心經驗中與自己的‘範式’相吻合的情況，將其他一切事實棄之不顧”，但是我們也可以獲得更接近文學意義上的解釋：兩相比較，b毫無疑問比a更為接近理性，即更為接近信仰。問題來了：堅定地信仰上帝的a難道還不及b更有信仰麼？我的回答是：不及。我想，這也是培根的意思。
當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將生死置之度外突破神學藩籬的時候，下功夫最多的是為理性尋找一個能夠容身的地方，讓理性之光照亮黑沉沉的大地。耐人尋味的是，理性在這裏具有了一種悖論的特征：一方麵它要瓦解信仰，另一方麵它又要確立信仰，這裏有兩個完全不同的價值尺度：它瓦解的是非理性的信仰，確立的是理性的信仰，即完全通過內心的信仰。
所謂哲學革命帶給人類的進步，就體現在這個過程之中。
四
美國當代學者維塞爾寫過一本論述德國思想家萊辛（一七二九年至一七八一年）的書，全麵解釋了萊辛的思想，對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內在問題進行了梳理。維塞爾指出：“在十八世紀，人們無論何時想要表達認識論上的希望，都會覺得‘理性’這個詞比其他任何詞更為恰當。”維塞爾引述卡西爾的話說：“可能還沒有哪一個世紀像啟蒙世紀這樣彌漫著理性進步的思想……一當思想的各種能量彙聚於一個共同的力量中心，就有了理性的進步……不同的和多樣的形式隻是一種實質上相同的發展和變化的力量在外觀上的表現。在十八世紀，若要用一個單詞說明這種力量的特點，那麼，這個詞就是‘理性’。‘理性’是十八世紀連貫始終的一個中心，表達出這個世紀的人們希望並為之奮鬥的一切東西，表達出這個世紀取得的一切成就。”可見，這是一個值得人類驕傲的偉大過程，正是這個過程使人類擺脫了蒙昧，在理性大旗指引下來到了今天。
我們必須注意笛卡兒這個人，注意他“我思故我在”的哲學命題的革命性意義——所有存在都經由思想，世界是因為我意識到和經驗到才成為世界的。這就是說，任何事物都必須依賴人的自我才能被認知，任何未經自我審視的東西，我們都可以宣布其為無。無即為非有，即為不存在。這是一種懷疑論，然而正是這種偉大的懷疑，把真理大大地向前推進了。海德格爾在談到笛卡兒的意義時，說過這樣一段話：“哲學必須以懷疑開道，必須對認識活動本身和認識的可能性進行思考，而且必須建立起一種認識的理論，然後建立起一種關於世界的理論。”是的，必須懷疑。
一個人的自我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它是一個思想著的存在，它依思想的成長而成長，在獲得思想這個條件以前，自我往往會表現為非我，它是一個軟體，它沒有理性骨架作為支撐，它無法站立。令人遺憾的是，我們並沒有經曆西方世界那個偉大的十八世紀，我們對於自我和世界的認知方式遠遠不是笛卡兒式的，我們被動地接受了很多不應當接受的東西，我們認為是實在的那個世界並未經由我們內心，我們被強力綁架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們不知道世界的真實圖景，而那個不真實的圖景又進一步遮掩了我們的心。
這就是我們所有人悲劇性存在的全部緣由。
五
理性即信仰，然而此信仰不是彼信仰，這是完善的自我認知，是經由思想而確認的實在——假若我們真的達到這種境界，我們對世界、對自身的看法就將發生天翻地覆般的逆轉：價值不再具備價值，自我不再顯現自我，存在不再宣示存在……一切的一切都不一樣。
隻有在這樣的地方，你才真正擁有了自己的信仰，真正擁有了理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