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計算機剛剛起步的40年代就存在兩種不同的理念：形態導向、以統計為基礎的“模糊”模式和算法導向、以邏輯以推理為基礎的“清晰”模式。70多年來，後者一直占統治地位。但前者也並沒有完全銷聲匿跡，尤其在近二三十年，神經元網絡和模擬計算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並在應用方麵有所突破。比如，2006年的機器翻譯大賽的結果就曾讓所有的專家、學者都跌破眼鏡。那年翻譯的語言是阿拉伯文和中文，而比賽中獲勝的穀歌團隊裏麵沒有一個人會這兩種語言！他們的辦法是讓計算機通過“閱讀”大量翻譯好的文件（主要是聯合國的文件）來學會翻譯。這與傳統上依靠字典加語法的方法有著本質的區別，它更接近人腦的思維模式。
人作為個體的存在性和定義不但受到來自人工智能方麵的挑戰，同時也受到來自生物學和醫學方麵的挑戰。多年前，判定人的生死是以心跳是否停止為準。但如今心髒都可以移植，心跳與否自然不能再用來當準則，所以醫院目前是以腦死與否來判定生死。然而隨著基因研究的不斷深入，生物學和醫學的發展日新月異，很多過去不可思議的事都一件接一件地發生了，各種器官移植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特別是幹細胞研究的突飛猛進，在不遠的將來實現自體器官的再生也不是不可能。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當一個人身上的零部件全部換過一遍之後，他還是不是“他”？換句話說，我們到底如何定義自我。粗看起來，身上的什麼部件都可以換，但是腦子不能換。換了腦子，你就不是“你”，我也不是“我”了。這似乎意味著，除了大腦，我們身上的所有部件（器官、肢體等等）都僅屬於“我的”的範疇，唯獨大腦才真正屬於“我”。不過仔細分析起來，大腦不過就是個信息存儲器，隻有那些存在裏麵的信息才真正定義了你、我、他。然而，存儲於大腦神經元裏的信息與存儲於計算機裏的信息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不同，所以從理論上講也是可以複製的。不妨設想有一天我們能將大腦裏存儲的全部信息複製下來，存入一個應用未來基因工程技術製造出的空白大腦，這豈不意味著複製了一個人嗎？有一次我和我父親閑聊起這個話題（他是北京大學哲學係的教授），他認為即使真能做到了這一切，也並沒有真正複製出同一個人，因為人的思維是不停頓的，而複製信息是需要一定時間的。在複製的過程中，腦子裏的信息就又發生了變化，所以我們複製的僅是“過去”的全部信息，產生的是一個與某人在某一時刻具有相同思維“背景”的新人，而並非複製了那個人。我想我父親的說法大概是基於哲學上的自由意誌論，信奉決定論的人未必會同意。從決定論的角度看，一個人在“下一刻”的思維是由他腦子裏存在的信息與周邊的環境所決定的，如果在複製的過程中將環境的因素也一並考慮進去，還是有可能複製出同一個人的。照這個思路追索下去，好像是越來越說不清了。
不管怎麼說，如果有一天真的能複製人腦中的全部信息，人的存在性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嚴重的危機，更可能引發無法收拾的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