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人口流動的頻繁，戶籍製度開始與人口分離，其約束力也縮小很多。戶口本身已不能成為限製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力量，但由於製度慣性作用，戶口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仍然清晰地標識農村居民、城市居民的身份。新生代農民工是法律上的“農民”，即使在城市生活、工作，也難以享受城市居民相同的經濟、政治權利待遇，是徘徊在城鄉之間的“兩棲人”。
（二）戶籍製度影響下的二元社會保障製度造成的城市排斥
與戶籍製度密切相關的二元社會保障製度也將新生代農民工排斥在城市社會保障製度之外。在目前，城市社會保障製度的覆蓋範圍基本上隻限於城鎮就業人員，盡管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廣州對新生代農民工社會保障實施試點性的嚐試，但是現實中，農民工參保意願不足、退保頻繁，城市與城市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存在無法對接的尷尬局麵，新生代農民工在“農民”的身份上享受不到城市居民所擁有的醫療保險、失業保險、養老保險等與戶籍製度相關的利益分配，被排斥在城市社會保障政策之外。
（三）由戶籍製度產生的城市心態及社會偏見
“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老百姓；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鄉下人；廣州人看外地人，都是打工仔”，這句話詼諧但卻準確地反映了城市對農民工的心態。
由於戶籍製度導致了農民與市民的身份區別以及農民工自身素質的局限性，城市居民長期以來便形成了一種優越感，即自己作為城市人的一種優勢心態。具有優越感的城裏人在享受農民工為城市創造的繁榮和財富的同時，卻以異樣的眼光看待身邊的“鄉下人”。城裏人因農民工素質不高而看不起他們，甚至認為農民工是各種城市產生的問題根源，不歡迎農民進城，甚至對農民工反感、歧視、排斥。
四、加快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認同的政策措施
（一）“重慶模式”啟示下的戶籍製度改革
重慶模式自提出之日起便引起社會巨大的轟動，其中，改革戶籍製度是重慶模式中最重要的政策之一。重慶是中國唯一的省級行政單位的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試圖通過戶籍製度改革讓轉戶進城的農村人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學有所教、勞有所得、住有所居，穿上城市就業、社保、住房、教育、醫療的“五件衣服”。重慶戶籍改革的成功，引發全國25個省市的黨委政府及相關部門、中國人民大學等15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赴重慶調研戶籍改革。
從重慶模式的初步成功看出，要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認同問題，首先就應將新生代農民工身上的“農民”標簽撕掉，提出粘附在戶籍關係上的“國民待遇”差別，使農民工憑借身份證在全國範圍內形成勞動力的有效轉移，消除農民工身份變更和居住地變更的體製性障礙，給其提供比較容易獲得改善自身經濟和社會狀況的自由寬鬆條件。
（二）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製度
要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認同問題，應加快社會保障製度的改革，建立與城鎮接軌的農民工的社會保障製度。目前的社會保障製度與戶籍製度緊密聯係在一起，和福利製度難以分離。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沒有城市戶口，即使有穩定工作和生活，也難以得到城市的社會保障。因此，建立麵向所有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失業、養老和醫療保險製度，可以讓新生代農民工能和城市居民一樣享有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障服務，從而促進他們市民身份的城市認同。
（三）加強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和培訓
新生代農民工專業技能缺乏，技術水平低，在勞動就業方麵屢受歧視，缺乏競爭力。因此，要加快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和培訓，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專業技能，使其在勞動力市場更具有競爭力，得以在城市立足，同時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素質，縮小其與市民各方麵的差距。
戶籍製度的本質是依附於其上的種種福利、政策和管理方式，所以對戶籍製度的改革，最終目的不是將其取消，而是要改變其內涵，剝離在它身上附加的各種社會福利，縮小城鄉差別，消除城鄉戶口之間的歧視性待遇，做到人人享有的在就業、福利方麵機會平等的“國民待遇”。隻有在戶籍、社會保障、勞動力等至關重要的製度方麵的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時，才能真正地實現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認同。
（作者單位：內蒙古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