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視點
作者：王亞
新生代農民工，是指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以後，年齡在20—30歲之間的青年農民工。在我國，目前農民工達到2.4億，其中30歲以下的新生代農民工約占61.6％。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這一群體還在以每年800—900萬的速度增加。然而，與龐大的數字相對的卻是其在城市艱難的困境。
一、新生代農民工及特點
出生在20世紀80年代的新生代農民工踏著父輩的腳印陸續進入城市，並成為農民工群體的主力。然而，他們身上體現出的一些特點，從外出動因到行為選擇，都與第一代農民工有著極大的差別。
（一）受教育程度高
新生代農民工多是20世紀80、90年代出生，大多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從新生代農民工狀況調查報告數據來看，新生代農民工普遍文化素質較高，其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經曆的比例在60％以上。
（二）務農經曆減少，工作耐受力低
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是從初中畢業以後就直接外出農村打工，沒有太多的務農經曆。他們的家庭條件與環境相比第一代農民工大有改善。在這樣的環境下，他們的工作忍耐力不如第一代農民工，選擇性更強，吃苦能力差。因此他們經常“跳槽”，難以有穩定的工作。
（三）對城市認同感較高，追求物質享受
第一代農民工將謀生、賺錢作為打工目的，仍然把歸宿放在農村。而新生代農民工羨慕城市現代生活，城市的繁華、發達的現代文明吸引他們迫切擺脫農村落後的環境，接受城市的現代生活。也正是城鄉的巨大差異，他們才發出了“寧肯餓死在城市，也不會回到農村”的心聲。
因此，有人將新生代農民工歸納為“三高一低”的特征：受教育程度高，對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而工作耐受力普遍較低。
二、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認同現狀
（一）文化認同問題——社會認同“內卷化”
新生代農民工主要通過親緣關係與地緣關係在城市立足。由於經濟地位、文化觀念等方麵的差異，使得他們的交往主要限於內群體，難以與城市居民進行全麵的社會互動，導致他們不能融入城市社會，對所生活的城市沒有歸屬感。因此，新生代農民工在社會認同上表現出一種“內卷化”的認同趨勢，隻認同於自己這個特殊群體，不認同於城市和農村。
（二）身份認同問題——非城非鄉的尷尬身份
新生代農民工雖然來自農村，但他們從學校畢業後就直接進入城市，很多人都不願從事農業或回到農村，其生活方式已經接近或完全城市化。但是，農村的戶口身份卻不時提醒他們仍然是“農民”，他們不被城市所認同，不被城市社會保障製度所接納，難以享受城市人的待遇。他們既不能融入城市，仍停留在製度限定的農民身份之中，又難以回歸農村社會，在城市中處於非城非鄉、進退失據的尷尬局麵，成為了城鄉間的“邊緣人”。
（三）城市認同問題——社會保障權益缺失
在城市，像新生代農民工這樣既沒有城市戶籍又沒有穩定工作的“夾心層”，社會保障政策並未涉及他們。一些重要的社會保險如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其覆蓋麵也僅限於城市居民。
對於第一代農民工而言，即使在城市無法得到保障，他們仍然有回鄉務農的退路，享受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服務。而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心理期望高，不願回到農村，他們既享受不到城鎮居民的社會保障，也享受不到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隻能由自己來承擔風險，增加了他們未來的不確定性，使他們在城市底層艱難地生活。
三、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認同問題的製度溯源
新生代農民工在社會認同上受到的重重阻礙，追究其根源就是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城鄉二元戶籍製度及其影響下的城鄉製度安排。
長期以來，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城市保護的製度使得農民工湧入城市，也令新生農民工對城市有諸多的憧憬與幻想。而正是由於戶籍製度產生的城鄉二元社會保障製度及其他福利安排阻礙了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腳步，難以被城市所認同。
（一）二元戶籍製度造成的身份差異
長期以來，國家二元戶籍製度已嚴重地阻礙中國城市化以及現代化的進程。城鄉差距在二元戶籍製度的實施中越拉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