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人才方麵，老子一貫強調以謙下的態度，諸葛亮這樣的軍事戰略的人才，如果沒有劉備的三顧茅廬的懇切的態度，恐怕諸葛亮也不會被劉備所“驅馳”的。
綜合以上四點，老子認為，這就是不爭之德。作為企業的管理者，要以戰略為先導，不要覺得自己有了一定的實力，就隨意超越戰略的進程，這樣就是一種冒進的錯誤，也不要急功近利而情緒衝動。
老子認為：管理者的不爭之德，是最符合自然法則的一種行為規範。因為，在老子看來“上天”也具備不爭之德，人們這樣做隻是“道法自然”罷了，那麼上天果真有不爭之德嗎？這個問題可以從我們身邊的自然現象來說明，比如：在太陽係中，地球圍繞太陽旋轉，是自然的法則，並沒有主觀的故意，所以，地球上的一年有四季的更替，也由於地球的自轉，形成了白天和黑夜，也沒有主觀的造作，因此，白天黑夜也是自然而然的，人類生存這自然界中，大自然養育了人類，可是，大自然並沒有根據人類的好惡，安排自己運行的軌跡，無論人們喜歡白天厭惡黑夜或者喜歡春天厭惡寒冬，它總是按照自然的法則運轉，這就是“上天”的“不爭之德”，企業的管理者，對待企業的發展規律，也要不以個人的意誌為轉移，效法“不爭之德”的精神，企業的發展也會朝向既定的戰略目標，而不會因為人的衝動而偏離軌道。
六、管理者應以員工的利益為己任——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原文75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老子說，人民所以挨餓，是因為上麵的雜稅太多。人民所以難治理，是因為上麵有諸多徭役，人民所以輕視死亡，是因為上麵的為了活得更好。饑餓的人們，又輕視死亡，世界上還有比這更難於管理的百姓嗎？在老子看來，之所以民不聊生，完全是由於管理者窮奢極欲造成的。
漢朝於公元前202年統一全國，西漢之初，主張“無為而治”，認為隻要政治措施簡單，不多生事端，老百姓就能安靜下來而不會起來造反。高祖時就已推行“無為而治”，惠帝繼之。到了文帝及其子景帝執政期間，進一步大力執行“與民休息”、“無為而治”政策。
文帝在位23年，傳位於兒子劉啟，是為景帝，在位16年。這39年，從公元前179年到141年，漢朝的政局，開始正規化。根據傳統諡法，“道德博聞日文”，“由義而濟日景”。文與景都是上好稱呼。而劉恒與劉啟間輕刑法，減賦稅，親儒臣，求賢良，年歲收不好就下詔責己，又不大更張，一意與民休息。其恭儉無為，在中國曆史上造成“文景之治”。
文、景二帝先後統治了近四十年。據史書記載，由於經濟的蘇，百姓人給家足，國家倉庫中堆滿錢糧，串錢的繩子日久而腐爛，糧食年年相積而陳舊變質。因此，國家財富盈溢，社會人口激增，出現一派升平景象。
秦代竭澤而漁的剝削方式在漢初得到重大改善。景帝時最終將田賦的比例定在“三十稅一”，並成為定製。此外，口賦、算賦、更賦等賦稅在文景時期也都獲得不同程度的減輕。徭役曾是秦代暴政的象征，漢初統治者都十分節製使用民力。為了使百姓免受賦稅之苦，文帝下令列侯不準居住京城，各自歸國。文帝首開“籍田製”，表示對農業生產的重視。文景二帝還多次下詔救助災荒，令郡國官吏務必重農桑，發展生產，並設“孝弟力田”獎勵努力生產的農民。
政治統治離不開法律，但嚴刑峻法隻能導致社會人人自危，眾叛親離。文景時代的刑罰盡管不像史書所記載的那樣“寬容”，但較之秦代肯定是大為減輕並且有章可循。特別是文帝本人對法律十分尊重，他所任用的廷尉張釋之不以君權的意誌行事，敢於維護法律的尊嚴，提出“天子所與天下公共”的法律觀，留下了許多動人的佳話。例如，一次文帝要對驚其禦馬的人處以極刑，而釋之認為隻能處以罰金，最後說動了文帝。還有一次文帝要對盜高祖廟前玉環的人判族刑，廷尉認為隻能判罪犯本人死刑，文帝也不得不尊重廷尉的意見。漢初幾十年輕刑慎罰，維護法律尊嚴的風氣，給人民帶來一個安寧的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