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購買力方麵，俄羅斯盧布貶值程度沒有那麼大。盧布彙率貶值接近60%，但國內商品價格總體漲幅為10%，離1990年代拉美不得不美元化時期的景象還很遠。而且，這些商品漲價主要發生在非生活必需品，大米、麵包等基本生活品漲價很小。隨著來自中國、土耳其、阿根廷等國的相對廉價食品湧入俄羅斯市場替代昂貴的西方食品，其消費者價格指數上漲壓力還會趨降。某些大城市搶購風的主要搶購對象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奢侈品，是高收入、高淨值階層以此作為資產保值手段，而不是陷入生活困境。
不僅如此，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此前20年俄羅斯經濟始終未能消除資本外流問題，即使在2011年油價高漲、俄羅斯經濟景氣時期，資本外流也未能阻止。根據俄羅斯央行數據，當年俄羅斯資本淨流出842億美元，創下1994年以來的曆史第二高位，比2010年增加近1.5倍。但昔日景氣時期的資本流出客觀上也具有積極地調節作用，減少了當時俄羅斯過多的流動性，降低了經濟、特別是資產市場過熱的程度；進而削弱了今天遭受投機性貨幣攻擊和被迫實施高利率防禦時資產市場遭受的打擊程度，減少了當前資本外逃的規模。由於高收入、高淨值階層在盧布貶值條件下為尋求保值而購買房產，高利率重創房地產市場、進而拖累銀行體係的風險也會大大降低。
從更長時間跨度看，如果石油熊市延續10年甚至更長，俄羅斯經濟也不會因為漫漫石油熊市而全盤崩潰。苦難輝煌，最能考驗一個國家、民族“成色”的正是危機的衝擊，社會凝聚力虛弱、國民意誌薄弱的國家在危機麵前一觸即潰，但擁有偉大文化傳統、社會凝聚力堅強、國民意誌堅韌不拔的國家就不一樣了，隻要有堅強的領導核心，危機對這樣的國家反而可能是自我提升的發展契機。當年布爾什維克繼承的是一個“既強大又軟弱”的農業國，1927～1928年，前蘇聯在經濟形勢較好的情況下發生了穀物收購危機，在探討解決糧食問題的出路時，斯大林曾指出，當時前蘇聯使用的木犁至少有500萬部，隻要把這些木犁換成鐵犁，就能大大增加糧食產量；1929～1933年，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危機也導致前蘇聯出口的初級產品價格全麵暴跌，但恰恰是在這場危機中，前蘇聯快速實現了工業化。今天的俄羅斯雖然沒有堪比前蘇聯工業化時期布爾什維克黨的堅強高效組織，但至少領導核心足夠堅強，也沒用成建製的反對派，保證領導核心5年穩定基本沒有問題，保證10年穩定問題不算大，這個國家比其他大多數此前10餘年同樣高度依賴初級產品行業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更有能力度過危機考驗。
對俄羅斯而言，過去10餘年的初級產品牛市是一把雙刃劍，它令本來就遭受蘇聯解體重創的俄羅斯製造業進一步經曆了10年“荷蘭病”折磨，出現了“非工業化”趨勢。在這一時期的俄羅斯領導人不是不想改變這種狀況，問題是他們無法扭轉經濟規律。2009年11月12日，時任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向聯邦會議發表國情谘文，其中將“經濟現代化”定義為俄羅斯麵臨的生存問題，多次提到不能再依靠高油價作為收入來源，要擺脫依靠能源原料出口支撐國家經濟，應該開始讓整個國家的生產部門實現現代化。“在我看來，這是我們目前所麵臨的生存問題。”“祖國的威望與人民的福利不能無休止地建立在過去的成就上。占預算收入最大部分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產綜合體、保障我們安全的核武器、工業與公共設施 & &所有這些大部分還是由前蘇聯專家創造的”，而“不是我們創造的”，他還宣稱，北高加索地區的腐敗程度史無前例。現在，油價下跌，“荷蘭病”因素消失，俄羅斯製造業迎來了一定程度複興的契機。須知，這個國家不是同樣高度依賴初級產品出口的拉美和非洲國家，因為它的人民富有才智技能，教育水平不低；它的人民在景氣時期可能顯得與拉美和非洲國家大眾一樣喜好玩樂和懶散，但遭遇危機衝擊時的韌性卻在全世界名列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