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中國
我們到達龍門時，一排中式平房已經在龍門的酒店旁建了起來。“這是商鋪，很快就會有中國商家入駐。”邢善告訴我們。這個夏天還會有一批中國工人到龍門。冬天到來之前，平房後麵的空地上將會立起一座商貿樓。
“Bon Journo！Bon Journo！”正當我們要從“天安門”進入龍門時，一個60歲上下的意大利人激動地和我們打起了招呼。他和妻子剛駕著房車從意大利一路開到龍門。
“啊！中國！我們的米蘭有很多很多中國人。他們賣鞋、賣食物、賣各種各樣的東西。”他一邊說，一邊用手比劃著，“這個，這個，都是中國的，便宜。”他指了指自己的T恤和鞋。
“那你覺得這裏怎樣？”我走到他身邊悄悄地問。
“哦……very China（非常中國）！”他頓了頓，嗬嗬地笑了起來。
來不及細問“非常中國”是什麼意思，邢善就拿來了龍門博物館的鑰匙，招呼我們去參觀。博物館目前不對外開放，因為邢善，我們享受到貴賓的禮遇。
但一進入博物館，我們就發現這種禮遇並不美好。博物館裏昏暗、陰冷，散發著一股濃烈的土腥味。歐洲博物館大多功能明確，解釋清晰，即使再小也有明確的主題，而龍門博物館卻完全不同。陰暗的過道裏掛著中國各少數民族的照片。館中心是一個大坑，裏麵排列著200尊秦兵馬俑的複製品。整個博物館隻是中國特色的簡單羅列，基本沒有解釋。
迅速地參觀完，逃離出陰森的博物館，我們繼續在龍門裏參觀。鑲嵌在城牆裏側的一塊塊石板畫引起了我們的注意。走進仔細端詳，原來是模仿莫高窟飛天的壁畫。看著這些簡單到有些粗糙的仿製品，“非常中國”這個詞自然而然地出現在了我的腦海。我意識到，意大利人所說的“非常中國”也許不僅僅指的是“龍門”的建築風格，也指的是品質和體驗。
“龍門很大，但很明顯它的品質並不高。”來龍門前，奧登布羅（Odenbro）先生就同我這麼說過。他是一個有40年經驗的商業律師，曾幫助過多家中國企業在瑞典經商。在他看來，“龍門”隻是強化了他對中國製造的印象——廉價和低品質。
“中國商人總是想著降低成本。這是他們在中國成功的原因，所以他們到瑞典自然也這麼想。”奧登布羅說這種低成本意識滲透在中國商人的每個行為裏。
他舉例說：“我曾向很多中國客戶建議請一個重要的瑞典人進入到董事會，參與管理，幫助他們理解瑞典。而中國商人往往願意尋找便宜的解決方法——找一個沒有經驗的交換生。”
“這非常中國，但也非常不幸。”奧登布羅說，“如果他們（龍門管理層）肯多花一點錢，至少請一個熟悉瑞典法律的建築工頭，也就不會違反法律被罰款了。”
和奧登布羅的看法相似的人並不是少數。Ola Wong是瑞典Sydsvenskan報駐中國的記者。提起“龍門”，他馬上聯想到了瑞典卡爾瑪的凡爾頓。對於Ola來說，這座在2007年因為資金鏈斷裂而倒閉的中國商貿城就像是瑞典的“義烏”。他說：“‘龍門’和凡爾頓一樣，加強了人們對中國‘廉價’的印象，人們嘲笑它們。”
脆弱的“外衣”
參觀的最後，邢善領著我們從一條小路走到了他平時授課的地方——“精武館”。這是一座模仿少林寺建築風格的院落，還沒有完全竣工，四周零零散散地堆著些建築材料。院子的正門對著一大片森林。邢善告訴我們，這片林地都被王積鋒買了下來。因為下午要趕回斯德哥爾摩參加瑞典華商聯合會的一個會議，隻匆匆地繞了“精武館”一圈，邢善就催促著我們抓緊上車回去。
臨走時，我們去看立在龍門廣場中間的觀音。對於在瑞典森林裏豎起的這座觀音像，無論是瑞典人還是中國人都感到無比的驚訝。
觀音像約15米高，坐落在一個3米高的基座上。基座的兩麵雕刻著觀音送子的故事，觀音像有8隻手，一隻手舉著個孩子，一隻手拿著麥穗，一隻手握著裝有仙丹的葫蘆，一隻手持著如意，還有兩隻手分別拿著瓶子和一條魚，最後的雙手在胸前捧著一具八輻金輪。根據基座上的解釋，這些物品分別象征著多子多福、五穀豐登、仙丹除病、稱心如意、萬物共生和普降甘露。
從博物館出來時，我曾問邢善是否知道這是什麼佛像。雖然在少林寺習武11年，但邢善似乎對這座佛像並不感興趣，甚至連這是座觀音像都不知道。
在海外做了20年文化推廣工作的浦正東說：“應用中國元素要適應當地市場，要符合西方人的審美情趣，也要迎合西方以人為本的需求，創造舒適的體驗。”他認為：“許多中國創造都隻有表象的元素，實質性的文化並沒有真正地反映出來。要讓瑞典人認識你，了解你，再到欣賞你，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