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考核之後的獎懲可以概括為這樣六類：
一是擢升、加銜。凡一品、二品京官考核稱職的，由皇帝賞賜羊酒鈔錠。尚書、都禦史六年考滿合格，加太子少保銜。府同知一考無過升知府，知縣二考無過升知州等。二是複格。考核平平的，大多不升也不降。三是致仕。考核中政績顯著，但年滿七十歲的年老多病者，即勸他辭官離職，也就是致仕。但致仕後，會給予升秩給俸、讓兒子承襲職務等優待。四是降、調。對於不稱職或才力不及的官員，或降級或調外任。五是黜、罷、免。這是較重的處罰。六是貶為民、充邊。這是對貪官汙吏的處罰。
清代，為了更好地執行考核製度，也規定了官吏的獎勵與處罰。凡有功的會交到吏部核議，以定功賞的等級。《清會典·吏部》中寫道：“凡議敘之法有二：一曰紀錄，其等三（計以次，有紀錄一次、紀錄二次、紀錄三次之別）；二曰加級（計以級，有加一級、加二級、加三級之別）。”就是說官員有具體政績才能紀錄，有紀錄才能加級，有紀錄加級才能加銜。
對於考核不合格的官員，清代也有嚴密的處罰製度。一是罰俸。有七等，有罰俸一月、二月、三月、六月、九月、一年、二年。二是降級。降級留任的，有三等，就其現任之級遞降，即按所降之級食俸仍留現任，以級為差別，有降一級、降二級、降三級留任。三是革職。革職留任的，革職之等在降三級調用，革職留任在降二級留任之上，與降一級調用同等。此外，凡降級而級不足者則議革。
傳統考核製度的效用與局限
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曆史，形成了一套對職業官吏群的完整而嚴密的考核與獎懲製度。這些製度沿革清晰、層次分明而又相互聯係，為傳統中國輝煌文明的建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作為一種行政督責，曆朝的考核製度都是保證官員政治秩序的基礎。作為一種定期和比較全麵的考察，它在行政係統中對澄清吏治，減少腐敗是必要的手段。考核行之有效，吏治就會比較清明；反之，就會腐敗，曆朝曆代都是如此。
第二，強化上司的權威和屬下的服從。傳統考核製度與行政予奪相結合，考核的結果是上司對下屬黜陟的依據。它必然會強化上司權威與屬下服從。這種強化，正是國家機器以上馭下，正常運轉的必要條件之一。
當然，傳統考核製度的局限性也是很明顯的：
第一，就考核的標準而言，有很多道德性的空泛的難以明確界定的內容，容易使考官避實就虛，降低它的實際功效性。而對道德標準的過分重視，也在一定程度上壓抑了官員的行政作為。
第二，考核的客觀性不強，常常受主考官員的主觀影響，帶有很大隨意性。
《太平廣記》中有這樣一個故事：唐高宗時，度支尚書盧永慶負責內外官考核。一位漕運官督運糧食遭遇風浪，虧失原額。起初，盧永判他“監運失糧，考中下”，該官員神態自若，毫無怨言；盧永慶就改判為“非力所及，考中中”，該官“既無喜容，亦無愧詞”；盧永慶於是又改判為“寵辱不驚，可中上”。
第三，就獎懲製度而言，由於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上司的意誌，這就必然牽涉到許多關係個人的親疏恩怨和利害關係。因為這些感情上的因素，法規執行起來也就難免出現伸縮性。
另外，由於宗法等級觀念，傳統的等級名分結構和人治政治，都從不同角度侵蝕著考核獎懲製度。
各品官員都是一批有文學訓練的人，他們是否勝任某一官職是看他是否通過了一係列的科舉考試。因此，盡管事實上有不同程度的個人好惡和其他歪曲的因素摻於其中，但它確實是一個非個人的、客觀的資格標準。任人唯親大多發生在對同樣勝任的候選者該選誰這一環節上，因為勝任者的人數遠比位空待補的官職數目多得多。不僅如此，一些其他非常重要的科層官僚製原則也實行得很徹底。官員不能在他父母所在的省份任職，他在同一職位的任期被嚴格地限定為三年。因此，盡管對上層控製的依賴很大，官職從沒有成為世襲的或對中央政權構成政治威脅。任人唯親被有效地加以阻止。官員作為一個階級，其中不少出自大家族，壟斷了官職。這一階級從來不是封閉的，每一個新的職位都來自於上麵的任命。
———帕森斯，《中國印象》下冊第249～250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