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評議要用黃紙寫定，藏於司徒府。如果中正決定降低人物品第則必須通知司徒府改正黃紙。
中正評定的品第又稱“鄉品”，和被評者的仕途密切相關。任官者其官品必須與其鄉品相適應，鄉品高者做官的起點（又稱“起家官”）往往為“清官”，升遷也較快，受人尊重；鄉品卑者做官的起點往往為“濁官”，升遷也慢，並受人輕視。
中正評議人物照例三年調整一次，但中正對所評議人物也可隨時予以升品或降品。一個人的鄉品升降後，官品及居官之清濁也往往隨之變動。由於中正品第皆用黃紙寫定並藏於司徒府（稱“黃籍”），故降品或複品都須去司徒府改正黃紙。為了提高中正的權威，政府還禁止被評者訴訟枉曲。但中正如定品違法，政府要追查其責任。
初立九品，按人才優劣定品第，頗能糾正漢末“察舉”為名士把持的流弊。但由於各州郡設大小中正，都由本州郡在中央任官員的著姓士族兼任，其結果必然為世族豪門所操縱，以致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公門有公，卿門有卿”的現象。九品中正製成了世族豪門壟斷政權的工具。於是至隋朝，罷除了“九品中正之法”，創立“進士科”，開始實行科舉製度。
從隋唐開始的科舉製
科舉製度是封建王朝設立各種科目，通過公開考試選拔官吏的製度。它創立於隋，形成於唐，完備於宋，強化於明，至清代趨向衰落。根據史書記載，從隋朝大業元年（公元605年）的進士科算起到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正式廢除，整整綿延存在了一千三百年。它對中國封建社會中後期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社會風尚曾有過重大影響，且遠及亞洲和西歐一些地區。隋朝時，科舉製度隻是在薦舉的基礎上進行的考試，而且沒有一定規章可循，但它是公開進行的，並保持一定程度的平等。
《文獻通考·選舉》中記載過這樣一個故事：隋開皇考試時，寒士杜正玄本應錄為秀才，權臣楊素故意刁難，親自用偏題難題複試，意在使其落第。楊素的複試題包括司馬相如的《上林賦》、王褒的《聖人得賢臣頌》、班固的《封燕然山銘》、張載的《劍閣銘》和《白鸚鵡賦》等，並限定當天未時前交卷。但杜正玄一揮而就，楊素不得不歎服。
與九品中正製相比，科舉製的特點是不再以家世，而是通過考試選拔官員，它的產生為寒門庶族地主開辟了仕途。
唐時科舉製日益趨於完整。唐製取士分製科和常科。製科由皇帝特旨召試，以待“非常之才”。製科主要試對策，科目繁多，比較常見的有直言極諫、賢良方正、博學宏詞、才堪經邦、武足安邊等科。應製科對策及第，高者授以高官，其次僅予出身。常科的科名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比隋代有所增加。常科以明經、進士二科最為重要；玄宗以後，進士科占突出的地位。唐中葉以後，官員雖位極人臣，如果不是進士科出身，“終不為美”。
明經科主要測試考生的記憶能力，易於應付，地位不如進士科。考試時，擇所習之經掩其兩端，中間僅露一行，用紙帖遮掩其中部分字句。
隋朝的進士科僅試策，唐太宗時加試經、史，高宗時加試帖經、雜文，天寶年間開始專試詩賦，並以之作為錄取的主要標準。進士科每年應試動輒八九百人，甚至一二千人，而其中能及第者不過十餘人，多時三十人左右。考試分上、中、下三等，中等以上為及第，下等即落第。由於舉子多而錄取名額少，終身不第的居大多數。因為考中進士非常難，一旦登第就聞名士林，所以進士及第被社會稱作“成名”，亦比作“登龍門”，意味著可以在仕途上飛黃騰達。
武則天執政時期，曾進行殿試，並創立武舉。武舉之製始於長安二年（公元702年）。州縣以下習藝者每歲如明經、進士之法選送於兵部，進行課試。所試科目有：長垛、馬射、步射、平射、筒射等；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上述各科考試通過，兵部即可給予官祿，不必如文官須再經過吏部試才能釋褐任職。唐代武舉亦為常選，但遠不如進士、明經等科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