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今天的眼光來看，諫官其實等於是皇帝的私人顧問，主要職責是隨時服侍在皇帝的左右，勸諫皇帝的行為，並提出自己的建議。到了遼以後，諫官被並入禦史之中。而諫官逐漸與禦史融合，並走向沒落，這個過程主要發生在宋朝。
宋朝諫官脫離了宰相的管轄，由皇帝直接拔擢，這樣一來，諫官把針對的對象變成了宰相，於是宰相既要應付皇帝還要對付台諫，進一步削弱了相權，而把皇帝放到了一個沒人管的位置上。同時，諫官習慣了和宰相對壘，不管宰相是對是錯，總是要和宰相爭上一爭，大家都開始討厭諫官，不理會諫官的意見，自然諫官也就逐漸沒落了。
說到唐朝諫官的興盛和宋朝諫官的沒落，就不能不比較一下兩朝挑選諫官的區別。唐朝諫官要求有地方（基層）任職經驗。唐朝統治者認為隻有具備在地方州、縣或朝廷基層部門任職的經曆，才能體察民情，了解為政之要和官場運作規律，一旦身居台諫機構，就能有針對性地施行監察和諷諫。因此，唐朝廷曾多次強調：“凡官，不曆州縣，不擬台省。”（《新唐書》卷一百五十四，《張宿傳》）而宋朝諫官由皇帝親自任命，選擇年輕有學問有名望有見識有膽量能開口的人才擔任諫官，並不注重實際經驗，自然就難以避免清談誤國了。
封駁製度：寬闊胸襟的衍生物
封駁製度對很多人來說都很陌生，進入我們耳朵裏比較多的是“禦史”、“錦衣衛”、“東廠”這些詞。封駁起源於漢代監察製度，是對皇帝失宜的詔命，封還並署列理由或意見。隨後列代均承襲這一製度，漢代的禦史，唐代的門下省，均有封駁權。清代大理寺所擁有的封駁權和“封駁”與最初的作用已有不同，它指的是：發現不便施行者，可以封還，錯誤者，可以駁正。事實上是一種司法機關之間的監督製度。
封駁製度的演變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從其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皇權逐步擴張的影子。在漢唐時期，臣子還可以對皇帝的命令指手畫腳說三道四，到了清朝這種權力已經退化到了隻能在司法機關間進行相互監督了。與之比較類似的一個例子就是華表。在天安門前，有兩個華表，很多人都不知道幹什麼用的。華表出現很早，古代稱為誹木、謗木。在眾人議事的地方豎一塊木頭，木頭上麵要放一塊橫的板，這個樣子有一點像
“中午”的“午”，所以又稱為午木。那橫板上有時候要裝飾一點圖案，看上去像一朵花，古代“花”跟“華”兩個字是相通的。所以演變到後來，就變成了華表。在華表的橫板上麵是可以寫字的：對某人有意見，國家應該如何治理？等等。實際上它最早是起監察作用的。但是到秦漢以後，華表從議事的地方被搬到宮廷裏去了，這樣它的作用就消失了。到宋以後，華表從宮廷裏麵又被搬到宮廷外麵去，一直沿襲到現在。我們現在看到的天安門前麵的兩個華表，當初的意義完全喪失，變成一種裝飾品，而且演變成一種權力的符號。
封駁製度最風光的時期應該說是在唐朝。唐朝的三省六部製將國家政務機構分成三個部門，一個是中書省，一個是門下省，一個是尚書省。它們有分工，“中書主受命，門下主封駁，尚書主施行”。門下省的主要任務就是把皇帝下達的，門下省認為不妥的詔書封駁回去。在唐朝李世民和武則天當政時期封駁製度是最見成效的，當時門下省不僅可以封駁詔書甚至可以塗改詔書，在詔書上批示。這在封建時代是難以想象的，如果放在明清兩朝，那些官員就是有十個腦袋也不夠砍。
唐宣宗時有個大將軍叫李燧，唐宣宗認為這個人很好，德才兼備，要任命他一個很重要的職位———嶺南節度使。當時皇帝的詔書已經發下去了，給事中蕭放（給事中是官名，一直至明清都有，職位很低，到明清時更名為六科給事中，也就是現在的處級幹部，最低的還有沒達到七品的，現在講就是正科級的幹部）說這個詔書不能下達，李燧這個人有很多問題，任命他到嶺南去擔當重任，絕對是不合適的，並列舉了種種理由。皇帝這時正在聽音樂，宮女樂隊正在演奏，他正在欣賞。蕭放的話，他聽進去了，覺得蕭放的話很對，這個任命確實不合適，但是叫別人都來不及，便趕緊當場叫了一個伶人騎快馬去把詔書追回來。
宣宗初年李藩擔任給事中，發現詔書有不妥處，即於詔書末端批上意見退還。如此低級的官員，能夠對最高統治者的命令不唯唯諾諾而大膽地提出自己的意見，而最高統治者還能加以采納改正，實在是難能可貴。這也是唐朝社會開放、寬容、包容的時代特點的產物。
這樣的胸襟，這樣的氣量才能用這樣直言敢諫的下屬，這樣的統治者在除了唐朝以外的其他朝代都是很少見的，所以唐朝的興盛自然也是意料中的事了。後來的皇帝們大多隻是在標榜自己是聖君明主時把封駁製度拿出來“曬曬太陽”，其餘的時候就不知道被鎖在哪口箱子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