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罪一位有才能的大國公子，鄭國的禍患已隱隱若現。叔瞻要把它消滅於潛伏期。於是，他又勸諫說：“如不厚待，就應該殺掉，免得留下後患。”可是鄭君沒有前饋決策的能力，他不能識災禍於未顯之時。所以，鄭君還是不聽從。
就如叔瞻預料的那樣，晉公子重耳返回晉國當上了國君，發兵攻打鄭國。鄭國大敗，被奪去了八座城。
如果鄭君能聽從叔瞻之言，善待晉公子或者殺掉晉公子，鄭國的這場災禍本來可以避免。可是，鄭君隻會做反饋決策，隻能利用事情的結果來作行動的依據。
在領導活動中，這種事情也經常發生。很多領導者總是習慣於依據客觀實際情況變化（結果）來作出適宜的反應。但時間延遲是常見的。例如，11月份的會計報表所報告的是10月份的虧損情況，而這一虧損又可能是7月份發生的某些事情所造成的。而且，收到反饋信息後，要分析偏差的原因，選擇校正方案，再貫徹校正措施，又要經曆較長的延遲。所以，用反饋決策常常會失去寶貴的時機，使決策失效。
而前饋係統雖然也是通過信息反饋來進行決策，但這種信息反饋是在未受影響前就加以糾正，因而具有較好的及時性。就好比人們騎自行車爬坡，為了保證上坡時速度不致慢下來，在看到坡以後，還未開始上坡之前，人們就會提前加速，使上坡過程順利。
可見，如果一位企業領導者缺乏前饋決策的能力，不能防患於未然，將可能的危機消滅於萌芽狀態，那麼他的團隊將會處於危險的境地中。
收集信息，多聞慎行
收集信息，多聞慎行是中國領導者一直遵行的決策原則。
孔子說：“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論語·陽貨》）對於領導者而言，決策依靠的信息必須是真實可信的。這裏，孔子對信息的可信度提出了要求，他告誡領導者，決策絕對不能以道聽途說的信息為基礎，對信息的掌握要追求實事求是、謹慎認真的態度。
那麼如何才能使信息具有相當的可信度呢？孔子認為這就需要領導者在收集信息的時候要多聽多看，掌握全麵的信息。《論語·為政》有雲：“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聞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孔子的這段話是對他的學生子張說的。當時，子張向孔子請教如何才可以求得官位俸給。孔子回答說：盡量多聽各種言論，多觀察各種行為，謹慎地說自己有把握的話，做自己有把握的事，這樣就比較不會後悔，官位俸給自然也就不是問題了。
應該說，曆朝的君主都是照著此話去做的。
唐太宗李世民就對信息的全麵性非常重視。他在執政期間，從諫如流，湧現出一大批如魏征一樣的敢於直諫的大臣。這樣彙集到唐太宗處的信息多了，客觀了，全麵了，太宗決策起來自然就比較正確客觀了。於是，就有了“貞觀之治”的升平局麵。
決策多屬一次性的，“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決策的失敗會導致顯著的消極後果，損失將無法挽回，特別是重大的戰略決策更是如此。這時，決策的基礎———信息更是變得至關重要。“弦高犒師”的故事有力地說明了基於錯誤信息必會做出錯誤決策的事實。
“弦高犒師”是《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裏的一個故事：
公元前628年，鄭文公去世，公子蘭繼承君位。
一心想要稱霸的秦穆公決定利用鄭國國喪機會，消滅鄭國。於是他命令大將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帶領兵車400輛偷襲鄭國。
第二年二月，秦軍走到了滑國（今河南偃師、鞏縣一帶）境內。這時，恰好鄭國商人弦高趕著一群牛到洛陽販賣，也到了滑國。他見到駐紮休息的秦軍，感到奇怪。得知秦軍是要偷襲鄭國後，弦高大吃一驚，冒充鄭國的代表，以四張皮革和十二頭牛犒勞秦軍，暗示秦軍，鄭國已經做好了軍事準備。
根據弦高提供的這一虛假信息，秦軍主帥被迫放棄偷襲計劃，隻好在回國的路上消滅了滑國回去了。
現代社會是信息的社會，信息更是企業的生命，一旦信息失誤，決策不當的話，給企業的打擊往往是致命的。所以領導者多聞慎行的信息收集工作更是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