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認識到，在一個人才結構中，各人才因子之間最好有一種相互補充的作用，包括才能互補、知識互補、性格互補、年齡互補、綜合互補。在《三國演義》的許多描寫中，就體現了這種人才的搭配互補原則。
《三國演義》第六十七回“曹操平定漢中地，張遼威震逍遙津”中，張遼、李典、樂進三人之所以能夠守合淝退東吳軍隊，靠的就是曹操高明的人才安排。
東吳來攻，曹操派人送木匣至合淝前線，上麵寫道：“賊來乃發。”當孫權來攻時，張遼等取匣來看，上書：“若孫權至，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城。”當時曹操遠在千裏之外的漢中，為什麼要送個木匣，對守衛合淝做出如此具體的安排？曹操是極善用兵的，他為什麼要違背“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軍事原則？
其實，曹操這樣做是因為他極清楚三位將軍的作戰能力、用兵特點、性格修養及他們之間的關係：
張遼堅決執行曹操以攻為守的指令，表示自己親自出擊，和敵人“決一死戰”，展示了廣闊的胸襟和豪邁的氣概；李典“素與張遼不睦”，對於張遼提出的建議，起初“默然不答”，後為張遼的行為所感動，立即表示“願聽指揮”，反映了公而忘私、勇於捐棄前嫌、豪爽直率的性格；樂進是個中間人物，態度模棱兩可，對張、李二人都不敢得罪，並有些怯戰。
由於張遼的模範作用，使三個人冰釋前嫌，在危急關頭同心作戰，把不可一世的吳軍打得七零八落。這一戰令“江南人人害怕，聞張遼大名，小兒也不敢夜啼”。
若不是曹操的巧妙安排，雖大敵當前，這三人也定是難以形成統一的決策，更無法協同作戰，發揮各自的特長。曹操從實際出發，成功地促成了張、李、樂三人性格上的互補，為團隊謀求到了最佳的整體效應。
能者多權，將能君不禦
“將能而君不禦者勝”，出於《孫子·謀攻篇》，說將領有能耐的，君主不要幹預將領的行動，以保證將領的才能得到充分地發揮，以求取得戰爭的勝利。“將能而君不禦”，是領導學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牽涉高層領導的放權授權問題。中國統治者們大多都善於放權，能夠讓部下各司其職，而且通常是權責明確，不加幹涉。
曆史上有很多例子可以說明這種必要性。
曹操之所以能夠三分天下，與他高度的分權有很大關係。他的將領都能在戰時做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曹操釋“將能而君不禦者勝”語）。
建安十六年，偏將軍馬超等人謀反，殺了涼州刺史韋康。建安十九年，韋康舊部趙衢、尹奉、薑敘等人起兵征討馬超。薑敘在鹵城，馬超在冀城，趙衢等人誘使馬超出城攻薑敘，使冀城空虛，趙衢等人乘機攻入冀城，將馬超的妻子殺死。馬超攻鹵城不下，又回不了冀城，他隻好逃奔漢中。薑敘等人兵少，不敢貿然去追。
薑敘派人找夏侯淵求援。夏侯淵與手下諸將商議此事，諸將都說沒有曹操的命令不便行動。夏侯淵卻認為，將在外，應當審時度勢，怎麼有利就怎麼幹。他說：“將軍在鄴城，從這裏去往返一趟就有四千裏地，等命令來時，薑敘他們早就被馬超打敗了，非趕快去救援不可。”
於是，夏侯淵自作主張，指揮部下趕馬超，追韓遂，破興國。而曹操派來傳令的節度使直到仗打完了才拿著曹操的命令趕來。
試想，如果夏侯淵一開始的時候堅持等曹操的命令來了才肯發兵，那肯定就會貽誤戰機，到那時候形勢就完全不同了，他們不是去增援薑敘，而是去救援薑敘了。正是由於夏侯淵能夠不墨守成規，根據戰局的具體變化采取具體的措施，才能連戰皆捷。而夏侯淵的自主性定是出於曹操的授權。
從上例中，我們可以得知“將能而君不禦”包含著兩層意思：第一，“將能”是前提；第二，“君不禦”是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