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領導者在施行獎賞時還要因人而異。所有的人都想得到獎賞，都有所貪圖。他們或者圖義，或者圖利。這時，領導者就要因人而異，愛義者使之貴，愛利者使之富。對於有特殊貢獻的人，就應該使其既富且貴。賞譽同行，這就能讓德才好的人和德才不好的人都為我所用。
率身勵眾，榜祥激勵
中國人篤信“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管子·心術篇》中說：“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治也者治心，安也者安心。”這裏實際上已提出了心治為管理之要的思想。在這種治心思想的指導下，中國領導學也格外地重視精神激勵，認為領導者表率的力量對個體精神會產生強大的激勵作用。孟子也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領導者善的榜樣可以對下屬起到非常大的激勵作用，甚至於可以代替刑法而發生作用。
《史記·循吏列傳》中以“李離伏劍”的故事說明了榜樣的力量。
李離是春秋時期晉國的一名獄官，他在審理一件案子時，由於聽從了下屬的一麵之詞，致使一個人冤死。真相大白後，李離準備以死贖罪。晉文公勸說：“官有貴賤，罰有輕重，況且這件案子主要錯在下麵的辦事人員，又不是你的罪過。”李離說：“我平常沒有跟下麵的人說我們一起來當這個官，拿的俸祿也沒有與下麵的人一起分享。現在犯了錯誤，如果將責任推到下麵的辦事人員身上，我又怎麼做得出來。”他拒絕聽從晉文公的勸說，伏劍而死。
“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司馬遷在文末這樣寫道。可見“李離伏劍”的榜樣力量之強大了，它使一個國家的法紀從此有了無人能越於其上的威嚴。
也因此，在正史上，對那些精忠報國忍辱負重的“君子”，大力宣揚，使之成為榜樣，成為萬眾行動的參照係，萬眾學習、崇拜的楷模；而對那些不忠不孝的“小人”，極力貶斥，使之為民痛恨，態度愛憎分明。這種教育極大地激勵人們去做“君子”，從而在國家、組織中產生一種具有很強凝聚力的整體精神。
很顯然，中國的精神激勵思想是有別於西方的。西方的精神激勵方法強調的是個人奮鬥和個人價值的實現。這樣，必須使組織缺少一種整體精神。西方管理學家現已認識到，在現代企業中，領導者如果能夠建立起科學、合理、引人的“參照係”，就會把人們的行為導向組織目標的實現。所以，現在很多國際大公司也引入了榜樣激勵的機製。
榜樣是人們在精神和行為上學習的人物，是具有代表性的，但他不是僵死的“樣板”，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聖賢，而是從人們的群體行為中孕育、成長起來的，被群體公認為思想進步、品格高尚、工作出色的人。隻有這樣的榜樣，才能受到大家的敬佩、信服，才能具有權威性。那種僅憑個人的好惡，人為地硬性拚湊、拔高的榜樣，不僅起不到激勵作用，反而會引起人們的反感，挫傷人們的積極性。
因此，在領導者實施榜樣激勵時，要注意：
一是實事求是地宣傳榜樣的先進事跡，激發下屬學趕榜樣的動機；
二是要引導下屬一分為二地看待榜樣，防止機械地、形式主義地模仿；
三是要分析榜樣形成的條件和成長過程，為下屬指明趕超榜樣的途徑；
四是要關心榜樣的成長，使之不斷進步；
五是要保護榜樣，對那些中傷打擊榜樣的錯誤言行要進行批評教育，防止狹隘和嫉妒心理的產生。
愛設於先，威立於後
“愛加於先，威立於後”是中國傳統領導藝術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麵。一般人生性懶惰———盡可能少地少做工作，他缺乏雄心壯誌，不願承擔責任，寧願被人領導；他天生就以自我為中心，對組織需要漠不關心；他本性就反對變革；他易於受騙，易於受到騙子和野心家的蒙蔽。從而有了：在一個極端，領導可能是“嚴厲的”、“強硬的”，他指揮人們行為的方法是（常常被偽裝起來的）強迫、威脅、嚴密監視，嚴加控製；另一個極端時，他又可能是“溫和的”、“親切的”，這時他指揮人們行為的方法是寬容的，他滿足人們的要求，以求得人們易於控製，接受領導。
除去“臉”和“麵子”以外，我國人所格外喜歡強調的是“人情”或“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