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今日股市上風雲激蕩，眾炒家奉行“買跌不買漲”，也正是基於欲取固予，反其道而行之的原因。
辦事必須依靠權力。權力的威力也隻有在使用過程中才能體現出來。但權力也是一把雙刃劍，權力鬥爭，變幻莫測，今日雄踞高位，號令天下，明日囚居陋室，聽命於人，古今中外無數的事實證明：權力本是無情物，化作利劍不認親。你若不能掌控它的節奏、規則，就會掉入權力的漩渦裏，沉淪其中，不能自拔。一位成功的領導者，必然是權力遊戲中的大贏家。
《兵罡》有雲：“速攻之，速圍之，速逐之，速搗之，靡有不勝……智者不能為之謀，勇者不能為之怒也。”讓對方來不及謀劃，來不及發怒，這就是快節奏的威力。領導者應該當機立斷，進退堅決，以果敢有力的形象示人。以退為進，以逸待勞是中式權力的典型節奏。老子在《道德經》中寫道“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就是強調在關鍵時刻應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逸待勞，以曲線代替直線。一切事物都體現著對立統一的辯證原則，而且事物的好壞也隨時可以轉化，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因此在管理中不能單向思維，要有多向思維，根據自己的強弱，或以取求取，或以棄求取。
三. 中國式的激勵魔方
義利兼顧，引導明晰
孔子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述而》）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裏仁》）可見，中國的傳統文化強調了人對義與利追求的合理性，並要求對利要取之有道，取之以義，要見利思義。
這與20世紀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不謀而合。馬斯洛認為，人有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及自我實現的需要。前三種，我們可以認為是對“利”的需求，後兩種則可視為對“義”的需求。所以韓非子調強領導者的賞罰要“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即在獎賞下屬的同時要給予下屬榮譽，在懲罰下屬的同時要否定下屬的行為。
中國曆史上帝王們心中也深明此理。他們在對下屬進行賞罰時，根據人性的需求，義利兼顧。
萬曆初年，宋神宗朱翊鈞對首輔張居正不但給之高位，賜以金錢，並且對張居正敬重備至，待之以師臣之禮，口口聲聲稱“先生”或“張先生”。就是在下禦劄時，也從不直呼其名，隻稱先生或元輔；以後傳旨批奏時也多不提其名，隻寫“諭元輔”。
這樣的厚恩使張居正感激涕零，叩頭祗領後立即寫了謝恩疏給皇帝，說“恩出非常，感同罔極”；“士而知己，許身尚不為難；臣之受恩，捐軀豈足雲報”。
這裏，明神宗采取的政策就是用榮譽來輔助獎賞的不足。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富而且貴，人的本性就是這樣的。領導者要籠絡人心，不但要使人富，還應使人貴，這個“貴”就是身份、地位的貴重，就是要得到社會的認可。
由於皇帝的態度，一時滿朝臣工對張居正都是敬重有加，從而使得張居正對神宗皇帝一心一意，竭力輔佐。在他的努力下，萬曆新政順利施行，萬曆初期經濟得到大力發展，國庫充實，國力強盛，人民安居樂業。
義利兼顧的行賞往往能讓受賞者更加心存感激。聰明的領導者不但用利益激勵下屬，而且認同他，授予他榮譽。如果領導者雖然獎賞一個人卻又公開表示不讚同受獎賞者的意見，那麼就會讓下屬行為失據，不知所從。
楚國有個叫躬直的人，他的父親偷了別人的羊。他得知後就去向官吏告發了自己的父親。令尹說：“你告發別人的偷盜行為，這是對國君的忠心，值得嘉獎。但你告發自己的父親，卻是大不孝，是父親的不孝兒子。所以，我要先打你二十大板，讓你受皮肉之苦，然後再獎你銀錢。”
所以，躬直雖然得到銀錢的獎勵，卻也挨了一頓板子。楚國令尹雖然獎賞了躬直，卻同時否定了躬直的行為，認為他的行為不符合孝道。這讓楚國人在遭遇同類事情時，很難判斷怎樣做才是正確的，因為他們沒有了正確的標準，似乎左右都不對。權衡之下，很多人都選擇了沉默。自此，楚國的壞人壞事就很少有人向上報告讓君主知道了。
現代企業管理中，譴責和讚揚、獎賞和懲罰在執行過程中，互相矛盾，員工就會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必須賞則譽之，罰則毀之，對員工有一個明晰的引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