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講道德，都要由性分上求根源。此所謂性，乃指的人性。如饑寒飽滿暖是身體上的事，此乃人獸所同。道德行為在外麵固能深入人心，更有把握的是在內部深入己心。因道德由己心發生，還能深入己心，在心裏再生根，就有了生命，成了德。
中國人分人的高下，不在吃飯穿衣上，不在做官營業富貴貧賤上，隻在其人之品德上。若抹去了品德，僅在法律上求平等，則有財富強力就是優，沒有財富強力就是劣。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主張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這一套理論，隻能應用在生物界，卻不該應用到人類。
———錢穆，《中國民族性》第190頁，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景公又問：“廉政而速亡，其行何也？”廉潔正直的人有的卻迅速滅亡，他們的品行又如何？
晏嬰說：“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為久，是以速亡也。”他們的品行像石頭。堅硬的石頭，表麵看起來它是堅硬的，用手接觸它也是堅硬的，它從裏到外都是堅硬的，堅硬的東西容易折損，難以堅持長久，因此迅速滅亡了。
居敬行簡，正心修身
領導魅力是領導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提高領導魅力是所有領導者竭盡全力做的事情。而居敬行簡，正心修身正是提高領導魅力的重要手段。
“居敬行簡”出自《論語·雍也》：
一天，仲弓問子桑伯子的情況。孔子說：“還可以，此人辦事簡練。”仲弓說：“居敬而行簡，以監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吾乃大簡乎？”意思是說，為人嚴肅認真，嚴格要求自己，又行事簡練，像這樣來治理百姓，不也是可以嗎？（但是）自己馬馬虎虎，辦事又簡單粗疏，那不是太簡單了嗎？
確是如此，一個領導者，隻有修身養性，嚴格要求自己，才能得到下屬的敬重。
律他往往比自律來得容易。因為律他不涉及自身的利益，可以毫無顧忌地對對方要求很嚴；而“律己”則相對來說要難得多，因為這要時時、事事、處處以規章製度等條框來規範自己的行為，往往會觸及自己的利益。所以人們會常常找借口諒解自己，總是認為“差不多了”、“夠優秀了”，這可能是人性的弱點，“革自己的命總是狠不下心”。古代學者曰：“古之君子，其待人也輕以約，其責己也重以周。”我們難道還不如古人？自律雖然很難，但必須要做，尤其是身為管理者更要如此。
古往今來，對自己不加節製，而放縱自己的領導者從來都沒有好下場。唐明皇李隆基沉溺於女色，終於引來了“安史之亂”，落得個鬱鬱而終的結局；宋徽宗趙佶如果不是沒有認清自己的角色，倒是完全可以憑收藏家、畫家或者書法家的身份在史書留名，可惜他生在帝王家，終於玩物喪誌，變成一個失敗的君王……
清康熙皇帝對這方麵也有很深刻的認識。據《康熙起居注》中記載，他曾說過這樣一段話：“人主勢位崇高，何求不得，但須有一段敬畏之感，自然不至差錯，便有差錯，也會省該。若任意率行，略不加謹，鮮有不失之縱侈者。朕每念及此，未嚐一刻敢暇逸也。”作為封建統治的最高權威，有什麼是要不到的呢？但作為一國之君也必須理性地認識到，統治者個人的修養是維護個人極權的必須，如果對自己的欲望不加節製，就會給國家帶來無窮的災難。而在禦製文《居敬行簡論》中，康熙帝進一步指出，君主隻有居敬行簡，正心修身才能實現政簡刑清。
領導者，為下屬所矚目，一言一行，影響深遠。具備什麼樣的表情，領導者才能張弛有度，距離適宜，處於有利勢位？因為中國文化的傳承更多地體現了一種思辨性、微妙性和兩可性，而非一種機械性、邏輯性和決定性，所以中式領導表情也表現得更為豐富多樣。
《禮記·樂記》雲：“著誠去偽，禮之經也。”誠，即真實無偽，是待人之本。領導者必要待人以誠，然後才能得人之誠。“方是做人之本，圓是處世之道”，內方外圓，和而不同是一個成功領導者的典型表情。它所表達的是一種“異中求和諧”和“變中求和諧”的思想。在禦製文《居敬行簡論》中，康熙皇帝指出君主隻有以敬修身，正心誠意，才能實現政治上的政簡刑清。“若任意率行，略不加謹，鮮有不失之縱侈者”，如果（君主）任性行事，不加節製，很少有不犯縱欲奢侈的毛病，給國家帶來無窮災難的。從這一點來看，康熙帝比起今日某些盲目自大的管理者都更勝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