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是管理的基礎,中國區域的人文環境構成了中國企業管理的特殊性。“方是做人之本,圓是處世之道”,對於企業家來講,除了“方”的本能要求外,還要求“圓”。在外“圓”的表象下,推行內在“方”的製度,使企業的硬製度在柔性管理中運行。
按傳統觀念,“方”應解釋為“有棱角”。就是所謂“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染”。也就是說做人要正直,有獨立人格。“方”,一般是講原則性,但有時也指刻板、迂腐、不近人情等。“圓”則大抵是指人機巧、伶俐、兜得轉、路路通,能做到左右逢源、八麵玲瓏。“圓”,一般是講靈活性,有時也指圓滑、世故、缺乏人格等。
在現實生活中,方和圓總是糾纏在一起,難分彼此。比如,講原則與講靈活都是好的,兩者雖相反而實相成,至於刻板、迂腐以及圓滑、世故等,則皆不足為訓,兩者雖相反而實不相成。那麼,如何避免由講原則而變為刻板、迂腐;講靈活而變為圓滑、世故呢?這需要一個大的前提作原則,即“和而不同”。
西方人應向東方文化學習之第二點,是一種圓而神的智慧。……圓而神的智慧是積極的。所謂“圓而神”,是與“方以智”對照的。我們可以說,西方之科學哲學中,一切用理智的理性所把握之普遍的概念原理,都是直的。其一個接一個,即成為方的。這些普遍的概念原理,因其是抽象的,故其應用至具體事物上,必對於具體事物之有些方麵,有所忽略、有所抹殺,便不能曲盡事物之特殊性與個性。
要能曲盡,必須我們之智慧,成為隨具體事物之特殊單獨的變化,而與之婉轉俱流之智慧。這種智慧之運用,最初是不執普遍者,把普遍者融化入特殊,以觀特殊,使普遍者受一特殊者規定。但此種受某一特殊之規定之普遍者,被人自覺後又成一普遍者;再須不執,融化入特殊中,而空之。於是人之心靈,得再進一步,使其對普遍者之執,可才起即化,而隻有一與物婉轉之活潑周遍之流行,因此中對普遍者之執,才起即化,即如一直線之才向一方伸展,隨即運轉而成圓,以繞具體事物之中心旋轉。此即為一圓而神之智慧。或中國莊子思想所謂“神解”、“神遇”,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此神非上帝之神,精神之神。神者,伸也,人隻以普遍之抽象概念原理觀物,必有所合,亦有所不合。有不合處,便有滯礙。有滯礙,則心之精神有所不伸。必人能於其普遍抽象之概念原理,能才執即化,而育與物婉轉俱流之圓的智慧,而後心之精神之運,無所不伸。
———牟宗三,《中國民族性》第163頁,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中國文化之核心點在於“和”。孔子說“和為貴”,子思說“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信焉,萬物育焉”。中國文化下的“和”,追求的是人與己、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環境之間的和諧。和的境界,就是使天地正常運行,使萬物生長發育,使社會穩定、安寧、太平,使人與人和睦相處。
“和”並非是無原則的和。把不同的事物結合到一起,通過相互協調,相互影響,達到和諧統一,形成一種新的狀態或產生出新的事物,稱之為“和”;“同”指的是相同的東西重複相加,隻是量的增多,並不能產生新的事物。所以,“和”但不能“同”。
孔子把“和”與“同”作為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說君子堅持有原則的和睦相處,反對無原則的苟同;小人隻是無原則的苟同,而不能有原則的和睦相處。“和”追求的是有原則、有標準,以正確合理為內在精神的整體和諧與最佳狀態,是一種異中的和諧,變中的和諧。
“和而不同”正反映了哲學上質與量的統一。事物隻有保持“質”上的相對穩定,才能獲得整體的和諧發展。也就是說方與圓的這個度就在於“和而不同”。這很有點“方”體“圓”用的味道,以方為做人之本,為內,以圓為處世之道,為外,即內方外圓。
晏嬰與齊景公曾有一段很精彩的對話說明了內方外圓的重要性:
景公問晏子曰:“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廉潔正直又能長久保持的人,他們的品行如何?
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無不雩途,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他們的品行如同水一樣。多麼美好啊,清澈的流水,它渾濁不清的時候能夠用來和泥塗牆,它清澈透亮的時候能夠用來洗滌除去汙穢,因此能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