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所謂“中”是不偏不倚的意義，也就是重在適應；“庸”是經久不渝的意義，也含有經用的真理。至於調和，一方麵固須調和理性與人性，一方麵更要調整人與我的關係。儒家說“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是求禮的中庸；又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是求文質的中庸；又說“我無可無不可”，這是求可否的中庸。因為注重中庸調和，所以中國人最講求情理兼顧，心平氣和，凡事妥洽，惡趨極端，一切不喜訴之武力，喜歡中和氣象，結果中和的實際法式，歸於忠恕絮矩之道，中和的實際體製，形於衣樂之道。
中國民族最講持中之道，凡事均須恰如其分，毋過亦毋不及。中國文化產生在廣大平原之上，所以民族思想比較率直偉大，能夠包容一切，把許多表麵上不能相容或者相互抵觸的事物善加調和。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在於人文主義，而人文主義的發端就在好講情理，恪守中庸之道。“理”是道理，比較固定不易；“情”是人情，可以因人而異，如果能夠推己及人，恰如其分，便達到了理想的標準。中國儒家學說的根本思想便在中庸之道，講近情近理，談折中調和，幾千年來的民族思想深受這種觀念的影響。
———莊澤宣
一. 中國式的領導表情
著誠去偽，無欺無隱
“著誠去偽，禮之經也”，這是《禮記·樂記》上的話。誠，即無欺、無隱。誠實、真誠，是立身處世之本，是立足社會之基，是一個企業、一個人立足於世的最基本的品德。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著誠去偽”是維持國家正常秩序的基柱。
在封建統治集團中，皇帝居於權力金字塔的塔尖，這金字塔的建築硬件是“權”，而軟件就是“誠”。皇帝隻有雙手雙目，無論多麼能幹的君主，都必須依持臣子們的幫助來治理天下。一旦臣子欺瞞君主，那麼君主就會閉目塞聽，皇位就岌岌可危。所以，每一位皇帝在潛意識中都有一種危機感，生怕臣子不忠。
任何的關係都應該是雙方的，人對你投之桃，你就投以李相報。為了保證使皇權最長久地保有效力，思想家和政治家們勸說統治者退而從自身尋求解決辦法，“其正而天下歸之”（《孟子·離婁上》），也就是說君主待臣子以誠，然後臣子報君主以忠。
基於這樣的考慮，曆代皇帝都把“誠”作為影響君臣關係的關鍵因素來抓。清雍正帝說：“從來上下交而誌同，其要總在一誠。誠之為道，有感必通，爾以誠來，朕即以誠應。”在雍正皇帝看來，隻要臣對君忠心不二，君主也會對臣子坦誠以待，這是臣君關係的基本原則。
事實也正是如此。臣下往往會因為君主的誠，而對君主竭忠事之。
漢初名相陳平是一個被司馬遷譽為“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的社稷重臣，他加盟劉氏陣營有一番曲折。在秦末農民大起義、時局大動蕩中，陳平先投奔魏王，後跟從項羽，再歸降劉邦，用現在的行話說，“屢次跳槽”，“職業經曆不良”。陳平是通過魏無知介紹給劉邦的，來了就出席歡迎宴會，當天被封為都尉（一種比將軍職位略低的統兵武官），並享受很高的待遇———陪劉邦同乘一輛馬車出入，還讓陳平監護軍隊。一個剛從敵方叛逃過來的人竟得如此信任和重用，自然引起“諸將盡喧（大聲反對）”，但劉邦聽了“愈益幸（陳）平”。
陳平初來乍到便帶兵攻打項羽，不料大敗而回。照現在的規則，試用不合格，應馬上解聘為是。誰知劉邦不僅不怪罪，反晉升他為“亞將”。一幫和劉邦出生入死的鐵哥們兒如周勃、灌嬰出於責任感、事業心，一起向劉邦打小報告。這個小報告打得可真是功夫到家。先針對陳平個頭高、人漂亮，說他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中看不中用；接著又搬出更厲害的三條：盜嫂———作風有問題；屢次易主———品節不忠，立場有問題；受金（接受賄賂）———經濟有問題。這三件事可是件件都上綱上線。那麼劉邦是怎麼處理的呢？
《史記》裏記載劉邦並沒有因此而把陳平冷落於一旁，而是與陳平當麵交換意見，給陳平以解釋的機會。最後，這場風波以“漢王乃謝（道歉）厚賜，拜（陳平）為護軍中尉，盡護（監督）諸將。諸將乃不敢言”告終。
正是由於劉邦待陳平以誠，陳平得以日後屢建奇功，為開創和穩固漢王朝統治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而劉邦與陳平這段“著誠去偽，無欺無隱”的佳話則流芳史冊，足為後人師。
內方外圓，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