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的兵學理論主要是從“奇正”這一矛盾範疇入手，集中討論戰爭主動權問題，同時對於各種陣法、曆代兵製、兵學源流等問題，綜合前人的說法，提出獨到的見解。李靖的“奇正相生”理論提醒管理者，一方麵要遵循一般規律，另一方麵要相機行事。
《唐李問對》：
“奇正相生”的謀略與運籌技巧
釋典
《唐李問對》也叫《李衛公問對》、《李靖問對》、《唐太宗與李靖問對》、《問對》，是一部以問答體編撰的兵學著作。
對於該書作者與成書年代，曆史上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是李靖原著，但未能提出有力的證據。經宋代何遠、陳師道、鄒博、吳魯等人考證，認為此書是宋人阮逸所撰。
李靖（公元571～649年），字藥師，京兆三原（今陝西三原）人，出身於官僚世家，自少有文武才略。其舅父韓擒虎為名將，每次跟他談論軍事，無不拍手稱快，曾撫摸著他說：“可與論孫、吳之術者，惟斯人矣！”他早年入仕隋朝，曆任長安功曹、殿內值長、駕部員外郎，被譽為“王佐之才”。唐高祖起兵後，李靖曾淪為俘虜，但以過人的才智受到特別的器重，在唐朝曾多次建功立業，被封為衛國公。李靖的軍事才能，在唐代前期無與倫比。王珪曾對唐太宗說：“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唐太宗讚譽李靖：“器識恢宏，風度衝邈，早申期遇，夙投忠款，宣力運始，效績邊隅，南定荊揚，北清沙塞，皇威遠暢，功業有成。”宋代歐陽修給李靖作傳也特別評論說：“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為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於忠智而已。”
阮逸，宋代建陽人，字天隱，宋仁宗天聖（公元1023～1031年）進士，景佑（公元1034～1037年）初年任杭州知州。他通音律，康定（公元1040～1041年）年間上《鍾律製議》並圖三卷，皇佑（公元1049～1053年）年間更鑄太常鍾磬，上召逸與近臣太常議密閣，遂典樂事，遷屯田員外郎。其著作有《阮逸野言》一卷，《宋史·藝文誌》將其列入兵書類，此外還有《易簽》、《王製井田圖》等書。
《唐李問對》全書分上、中、下三卷，約有1萬多字，記述李靖和唐太宗有關軍事的言論。卷上主要論述奇正、陣法、兵法和軍隊編製等問題。卷中主要論述如何戍守北邊、訓練軍隊、擇人任勢、避實擊虛、增強部隊的戰鬥力和排列營陣諸問題。卷下主要論述嚴刑峻法與勝負的關係，以及義利、主客、步兵對抗車騎、分合、攻守、禦將、陰陽術數、臨陣交戰和對兵法的理解等問題。
奇正是中國古代軍事理論中常用的一對概念。自黃帝以來的兵法都主張先正後奇，先仁義後權譎。曹操對“奇正”的解釋為，先投入戰鬥的是正兵，後投入戰鬥的是奇兵；正麵作戰的是正兵，從側翼發動攻擊的是奇兵。《唐李問對》認為投入戰鬥的主力部隊是正兵，主將自己統率的出擊部隊是奇兵。奇正之分不在於投入戰鬥的先後，以及是正麵作戰還是迂回側擊。它指出，奇正之分完全是人為的，奇正可以互相轉化。訓練部隊時，可按奇正來劃分，但在作戰時，卻不能有奇正有別、固定不變的觀念，而應隨機應變，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無窮，使敵人捉摸不透，將我軍的正兵誤認作奇兵，奇兵誤認作正兵。它對奇正相互轉化的辯證關係作了深刻闡述，發展了《孫子兵法》有關“奇正相生”的思想。
《唐李問對》中對攻守的論述相當精辟。它堅持攻守相結合，進攻是防守的樞紐，防守是進攻的策略。進攻不僅僅是進攻敵城、敵陣，還必須攻敵之心。防守不隻是守衛營陣壁壘，還必須保持我軍的士氣，等待戰勝敵人時機的到來。它認為，攻敵之心的人就是所謂的知彼者，保持我軍士氣的人就是所謂的知己者。使自己不被敵人戰勝，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先使自己不可戰勝的人，就是知己者。我軍可以戰勝敵軍，在於敵軍有可乘之機；等待並尋求可以戰勝敵人之時機的人，就是知彼者。這是用兵作戰的要點。
《唐李問對》非常重視陣法訓練。主張從實戰需要出發訓練部隊，達到在戰鬥中“鬥亂而法不亂”，“形圓而勢不散”，“絕而不離，卻而不散”。
《唐李問對》對古代兵法的源流進行了總結歸納，它認為古代兵法“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即：“《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權謀為一種，形勢為一種，及陰陽、技巧兩種，此四種也。”它對古代重要兵法進行了評述和發揮，有許多獨到見解。如對《孫子兵法》“守則不足，攻則有餘”的解釋不囿於曹操等舊說，並批評他們用力量的強弱來解釋是“不悟攻守之法也”。它指出“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爾。非以強弱為辭也”。對於攻守問題，它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如“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