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要求將帥要善於治軍，精於作戰。在治軍方麵，要求將帥要重視法製，信賞必罰，嚴號申令，“誡之以典型，威之以賞罰”；要加強軍事訓練，認為“軍無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可當百”；要收攬和掌握有特長的人才，“必有博聞多智者為腹心，沈審謹密者為耳目，勇悍善敵者為爪牙”；要身先士卒，關心和愛護部下，養兵像養自己的子女一樣，“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與士卒同生死，共患難。在作戰方麵，要求將帥不恃眾以輕敵，不倚才以驕人，要“先計而後動，知勝而始戰”；要懂得“兵機”、“兵勢”，“因機而立勝”，“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要熟悉戰場地形，探明敵情，“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必先探敵情而後圖之”，要懂得各種地形天時條件戰法，如林戰、叢戰、穀戰、水戰、夜戰等。
《將苑》集中了古代將帥選拔、修養的精華，一直為後人所重視，流傳比較廣泛，許多思想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鑒價值。
《將苑》現存版本多題名為《心書》或《新書》，中華書局1974年版《諸葛亮集》題為《將苑》。
《將苑》中“知人之性”的謀略
《將苑·知人性》中提出：“夫知人之性，莫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為詐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間之以是非而觀其誌，二曰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曰谘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這是諸葛亮提出的考察識別人才的七條標準。考察一個人可以采用以下七種方法：一是有意用是非去試探他，看他是否有堅定的誌向和高尚的節操；二是用言詞論辯來詰難他，看他是否有應變能力；三是向他詢問計謀，看他是否有真知灼見；四是告訴他禍患與災難，看他是否臨危不懼；五是讓他醉酒，以觀察他的品行；六是置財於他眼前，看他是否廉潔；七是約定他如期辦事，看他是否守信用。
這與孔子提出的“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以處而觀其色”是一致的。意思是，派他到遠處任職，觀察其忠誠度；讓他在身邊任職，觀察其恭敬謹慎；派他做繁雜之事，觀察其能力；突然提出問題，觀察其是否機智；倉促約定見麵時間，以觀其信用；托付大筆錢財，觀察其是否為仁人君子；告訴他情況危急，觀察其節操；故意灌醉他，觀察其本性；與眾人雜處，觀察其為人處事態度。
原典
夫軍國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結黨相連，毀譖賢良；二曰侈其衣服，異其冠帶；三曰虛誇妖術，詭言神道；四曰專察是非，私以動眾；五曰伺候得失，陰結敵人。此所謂奸偽悖德之人，可遠而不可親也。
——《將苑·逐惡》
[譯文]不論是治軍還是治國，有五種人需要加以注意，他們是國家、軍隊混亂的禍患。這五種人是：第一，私結朋黨，專愛擊毀、打擊有才德的人；第二，在衣服上奢侈、浪費，穿戴與眾不同的帽子、服飾的人；第三，不切實際地誇大蠱惑民眾的人，製造謠言欺詐視聽的人；第四，專門搬弄是非，為了自己的私利而興師動眾的人；第五，非常在意自己的個人得失，暗中與敵人勾結在一起的人。這五種虛偽奸詐、德行敗壞的小人，對他們隻能遠離而不可親近。
原典
夫知人之性，莫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為詐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間之以是非而觀其誌，二曰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曰谘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將苑·知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