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以治為勝，《三略》中的治軍理論十分豐富精彩。在治軍策略上，《三略》的基本思想是，以“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眾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為治軍的基本目標，以恩威並用、賞罰必信為治軍的基本原則。《三略》認為，治軍的基本起點是將帥必須身先士卒，施行恩惠：“良軍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灶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隻有這樣，才能以一將之力，爭取千萬士卒的擁戴與效命：“與之安，與之危，故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推惠施恩，士力日新”。與此同時，將帥又必須嚴明法令，賞罰必信，樹立起無可替代的權威：“將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禦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軍以賞為表，以罰為裏。賞罰明，則將威行”，隻有這樣，才能“其兵為天下雄”。《三略》認為，治軍應該恩威並施，文武兼用，將以法治軍和以情治軍有機結合起來。
《三略》中的剛柔兼濟原則、順應時勢原則、知其所止原則對於如今的商戰來說也是十分有價值的。隻有能剛能柔、能弱能強，才能左右逢源，進退自如。純剛純柔、純強純弱，都是缺乏靈活性、缺乏應變能力的表現。真正的智慧在於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的完美結合，真正的成熟在於剛與柔恰到好處的運用。《三略》認為，“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輒隨。”這揭示了一個重要的處世原則，就是順應時勢，識時務者為俊傑。《三略》警告人們說：“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又說：“造作過製，雖成必敗”。這就要求把握上下進退的“度”，留有餘地，知其所止，避免過極失當，走向反麵。
與先秦兵書相比，《三略》具有兩個鮮明的思想特色。第一，從哲學屬性上來說，《三略》屬於黃老兵學體係；第二，從時代屬性上來說，《三略》帶有大一統兵學的特點。它以道家思想為基礎，融合陰陽家、法家及儒家等思想，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兵學體係。
《黃石公三略》問世之後，受到社會的普遍重視。南宋晁公武說：“論用兵機之妙、嚴明之決，軍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亡。”戴少望認為“兵法傳於今世者七家，惟《三略》最通於道而適於用，可以立功而保身。”“道”就是人生智慧，就是成功之道。《四庫總目》說它：“務在沈機觀變，先立於不敗，以求敵之可勝，操術頗巧，兵家或往往用之。”唐代魏徵將其收入《群書治要》，供皇帝治國安邦參考。宋元豐年間被頒定為武學的“經書”，並被與宋朝廷對立的西夏譯成西夏文。由於《三略》揭示出了治國方略、用兵韜略的一些普遍規律，因此它不僅在國內受到推崇，在國外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在唐朝時傳到日本、朝鮮，得到廣泛傳播。所有這些，都證明了《三略》在軍事學術和謀略實用方麵的不朽價值。
《黃石公三略》現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間刻《武經七書》本。注釋本比較重要的有宋代施子美講義本、明代劉寅直解本、清代朱墉彙解本等。建國後研究《黃石公三略》的主要著作有《武經七書注釋·三略》（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和《黃石公三略淺說》（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等。
《三略》是一部承上啟下、頗具特色的古代軍事著作，它在軍事方麵的論述涉及到許多問題，可以分為不同的層次，其中，尤其以在用人方麵的論述最有特點，值得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