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看到，“凡是一個國家必定要有一個高層機構和一個低層機構。當中的聯係，有關宗教信仰、社會習慣和經濟利害，統以法律貫穿之。”這三者如有不合節之處，則政局必定不穩，改造的方法也要從這三者入手。所謂高層機構，主要是指一個國家的基本政治製度的安排。低層機構是整個社會的基礎，改造起來最困難，也最具決定意義。黃仁宇所說的資本主義的“技術性格”，如資金流通、銀行信用、經理雇用、保險業務、交通通信、律師事務等主要就是指低層機構的狀況而言的。廣大的低層機構如能按商業原則梳理開來，高層機構必然要作相應的變化，二者之間的聯係也將以法律關係來進行，實現數目化的管理。
由此可見，黃仁宇所謂的“從技術的角度看曆史”，是說社會經濟運作體製的基本特征體現為商業主義，整個社會按照商業原則組織，進行數目化的管理。他以這一全新的角度來衡量中國社會，歸納中國曆史，對當今管理者有深刻的借鑒意義。
以中國曆史片斷為例，“洪武型”財政經濟政策的特點是徹底放棄商業化的努力，以廣大的小農經濟為施政基礎，犧牲了經濟質量以保證數量。它盡量保持全國一致的簡樸均一，同時簡化機構，以抽象的道德價值作行政工具，使社會組織與運行盡量簡單，體現出鮮明的內向性與非競爭性。這與同時期西方世界正積極實現數目化管理的趨勢背道而馳。這種情況構成中國現代化的基本曆史背景。以辛亥革命來分析，雖然仿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頒布了憲法，建立起了包括總統、議會等的現代化的政治機構，但廣大的低層組織仍是傳統農業社會的老樣子，上下層之間無法對接，不能進行有效的聯係，這就使看起來頗為現代化的一套上層機構有名無實，無法展開工作。這樣的國家決不能說是進入資本主義了。由傳統國家到現代國家的過渡，需要整個國家基層組織的功能結構發生全麵變化。
中國古代社會體製在秦漢時期就已定型，但在以後漫長的時間內，傳統的社會經濟逐漸結成一個死結：法律及製度在聚集財富的用途上早就使用至極限，傳統農業經濟也早已發揮到極限，但仍無法實現商業化的突破，進行數目化的管理，一切都膠著在一種進退維穀的狀態之中。這使中國社會在漫長的中古時期逐漸陷於停滯。
傳統的中國社會由於種種原因，技術要素（商業、金融、民商法律等）無法展開，不能進行數目化管理，因而在現代眼光看來，用技術手段解決的問題隻能上升到抽象的、最高的道德命題上去，以道德代替了法律——實質是以道德代替了技術。這是黃仁宇從他的曆史觀看到的傳統中國社會存在的一個問題。
黃仁宇獨特的大曆史觀摒棄了人們常用的道德角度，而是以現代化的標準，即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運作模式去考察曆史，並沒有任何批判色彩，隻是客觀分析，這樣看待曆史就可以更冷靜、清晰。
六十二、吳思的潛規則為管理者提供了哪些有益的啟發
吳思，1957年生於北京，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中文係。畢業後分配到《農民日報》，先後任總編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機動記者組記者。1993年，出任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辦的《橋》雜誌社副社長兼中文版主編。1996年底至今，在《炎黃春秋》雜誌任執行主編、副社長。吳思主要著述有：《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試驗》《潛規則：中國曆史中的真實遊戲》《血酬定律：中國曆史中的生存遊戲》。
“潛規則”這種現象雖然已經在曆史中隱藏了幾千年，但這個詞卻是一個新創造的詞彙。這短短的三個字，一經亮相，就像流行歌曲一樣流傳開來。有了“潛規則”這三個字，曆史中的許多迷霧豁然開朗，這個詞的創造者就是吳思。
吳思在檢閱中國史時敏感地觀察到，在傳統中國，支配著社會運轉的並不是那些公開宣稱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而是另一套不明說的、隱匿在正式法規下麵的規則係統，吳思稱之為“潛規則”。他從而寫出《潛規則：中國曆史中的真實遊戲》一書，之後，他經過更深入的研究，又寫出《血酬定律：中國曆史中的生存遊戲》一書。吳思重建了一套有別於“正史”的新話語模式，這套新的解釋中國曆史的思路，在文化界產生了振聾發聵的影響。“潛規則”所指的那些東西，一直不為正統曆史學家所重視，我們在曆史教科書中就很少看到這樣的內容。他將我們長期視而不見的事實，用“潛規則”一語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