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太史公自序》）
法家人性論的核心用一個字來概括就是“利”。《管子·形勢解》說：“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商君書·算地》說：“民之生（即‘性’），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又說：“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商君書·賞刑》篇說：“民之欲富貴也，共闔棺而後止。”韓非子認為，人與人之間的親近沒有比得過父母與子女之間了，但在父母與子女間，亦不免以計算之心相待。“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韓非子·六反》）。父母子女之間的關係，尚且建立在利害計算之上。可見，人無分親疏貴賤、上下尊卑，都因求利的天性而彼此以利害相交。正是出於求利的生理本能，故人人唯利是圖，隻要有利，就什麼也顧不得了。
法家從人性好利論出發，認為人的價值就是表現為用氣力去爭名奪利，爭到名利就是價值。因此，名利的大小多少就成了他們衡量一切行為的價值的尺度：
人性→行為動機→產生行為→達成目標。
在韓非及法家的人性論裏，人的本性是自利、自為、自私，人的心智有為一己之利的計算心。而“法”的設製隻要能滿足人性自利要求的規則，自然也就能為人們所接受。韓非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韓非子·八經》）
法家的這種人性論對現代管理是有啟示意義的。
社會學家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一書對社會行為進行類型分析，他認為社會行為包括兩個最基本的要素：一是行動者的動機，即行動者賦予行為自身的意義，這是其核心；二是任何社會行為都是以“他人”作為定向目標，不賦予他人的期望和目標，也無以成為社會行為。而管理也是通過對人的行為動機和需要分析，以求人與組織達到和諧，並以人們的需求和對需求的渴望為目的來實施組織的目標。
把法家的人利論應用到現代管理活動中，即人性→行為動機→產生行為→達成組織目標。
也就是說企業的管理活動要充分考慮員工的自為心，具有一種威懾利誘的力量，體現出一種誘發力和脅迫力，使員工的行為達成組織的既定目標。
三十一、管子辯證管理法的現代意義是什麼
梁啟超稱讚管仲（即管子）是國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國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學術思想界一钜子也。管仲（？～公元前645），名夷吾，字仲，春秋時潁上（今安徽境內）人，是春秋時著名的政治家、軍事謀略家，在經濟、政治、軍事等許多領域都有卓越的建樹。管仲相齊時，“作內政而寄軍令”，通貨積財，富國強兵，改革行政，編練軍隊，使齊國強盛起來，他幫助齊桓公以“尊王攘夷”為號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第一位霸主。
現存《管子》一書是西漢人劉向從他所收集的564篇中刪除重複內容編輯而成的，後又佚失10篇，現在僅剩76篇。《管子》的政治思想不同於儒家或者法家。它主張的是“禮法並用的統治術”，反映了曆史轉型期的政治思想主張。
《管子》在經濟思想方麵的先進性也是曆代學者關注的重點。在經濟思想方麵，《管子》一書體現了宏觀經濟管理理論的輕重論。他主張國家積極幹預社會經濟，把握經濟形勢的主動權，實行重征商、官山海和禁榷製度等，使國家直接掌握大量資財，以散斂方式控製物價和調節經濟，並實行利出一孔，使每個人都根據其為國家所做貢獻大小而得到利益。
《管子》一書從政治、經濟到意識形態領域，為當時的領導階級提出了管理國家、統治人民的理論和原則，其中辯證管理思想仍具有相當的借鑒意義。
首先管仲認為人性本惡，認為追求利益、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也是因為這一思想，管仲肯定了法治的必要性。同時管仲提出滿足了人的物質需要，才可能實現教化，可見在管仲看來教化是更高的理想社會，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管子·牧民》）
其次，領導者應該抓大放小，提綱挈領，做好集權與分權的工作。“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管子·版法》），也就是說領導者隻需要以結果來考察下屬，責其成功就行了，不用事事親曆親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