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墨子》尚賢思想的現代意義是什麼
《墨子》是戰國顯學墨家學派的論文集，未必都是墨子本人的作品。墨子，名翟，大約生活在公元前468年至388年間。《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他是“宋之大夫”，《呂氏春秋·當染》認為他是魯國人，也有的說他原為宋國人，後來長期住在魯國。墨翟自稱“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似屬當時的“士”階層。他“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長期奔走於各諸侯國之間，宣傳他的政治主張。後代習慣上尊稱其為墨子。
《墨子》一書由曆代墨者薪盡火傳，一再加工整理或集體創作而成，時間跨度從戰國初至戰國末，即公元前五世紀至公元前三世紀，決不可能成於一人之手，也非成於一時。因而內容比較複雜。據專家考證，其中《尚賢》《尚同》《非攻》《兼愛》等二十四篇是墨家專論城守防禦的著述，《耕柱》等篇記錄了墨子及其弟子言行，《經上》《經下》等六篇是墨家後學著作，《親士》等篇內容雜糅，有待於進一步考證。
墨子從人類社會自身的矛盾運動探索國家的產生，從人的自愛本性與社會秩序的矛盾關係來探索社會控製方法。墨子提倡“兼相愛交相利”，把道德倫理與物質利益結合起來，認為兼愛就互利，就是利他。認為國家混亂就要講尚同尚賢；國家貧窮就要節葬、節用；國家沉湎於音樂等喜好中就要講非樂非命；國家淫辟無視就要講尊天事鬼。
墨子對傳統文化的影響是多方麵的。可以說，秦漢以來的許多經濟、政治理論，都可以看到墨子的痕跡。尤其是他的尚賢思想，對現代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依然有諸多方麵的啟示。
墨子以“民利”為出發點，說：“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任何一個組織都是這樣，一個企業、一個單位，具備人才優勢就興旺發達，喪失人才優勢就蕭條冷落。要想擁有眾多的人才，具備人才優勢，需要製定合理的人才政策，重視人才，開發人才，吸引人才，保護人才。重視人才，就要像墨子說的把人才視為“國家之珍”、“社稷之佐”。
那麼如何選舉人才呢？他主張以“眾賢”的標準來代替“親親”標準來選拔官吏，“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他反對“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麵目美好者也”。墨子認為“此非可學能者”，會造成“賢暴不分，功罪無別，賞罰不當”，“若此，則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亂者不得治”。
墨子所說“眾賢”的範圍是由貴族擴大到貧賤疏遠的人。在當今社會，墨子的這種擇人標準，我們以為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在當時，在一個以血緣關係為主要決定因素的等級社會，在孔夫子都對季氏說出“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時代，墨子的這種擇人標準無疑是特立獨行的。
墨子以古代聖王為例，說：“故古者聖王之政，列德國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不高則民弗敬，俸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意思是古代聖王施政時，使有德者列於位次，使賢能者得到尊重，即使是農民與工匠、商人，有才能的就提拔他們，給他們以高爵，給他們以厚祿，把政事交給他們，把權力交給他們。因為爵位不高，百姓就不敬重；俸祿不厚，百生就不信任；政令不斷，百姓就不畏懼。
企業也是如此。必須通過對員工核心競爭力的確認來設計人才甄選的能力體係，從而使人才到位後能夠實現其業績目標。而組織成員一旦清楚了這種甄選標準後，就會重視提高自己的能力、素質，而不再依靠關係親、距離近或者富有來獲得好的職務。
三十、法家的人性論對現代管理有什麼啟示
法家是戰國時期提倡以法製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漢書·藝文誌》列為“九流”之一。其思想源頭可上溯於春秋時的管仲、子產。戰國時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予以大力發展，遂成為一個學派。戰國末期韓非對他們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集法家之大成。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的治政方針是基於他們的人性論而生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