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治大國若烹小鮮”對現代管理者的啟示是什麼
“治大國若烹小鮮”語出老子《道德經》。《道德經》第六十章開宗明義：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小鮮者，小魚也，意思是說：治理大國，好像煎烹小魚一樣。用“道”來治理天下，那麼鬼也就不靈（不作祟興災）了；不是鬼不靈了，而是它起的作用不傷人了；不是它起的作用傷不了人，而是聖人也根本不想傷人。鬼神和聖人都不傷害人，所以自然的德性都回複到人民身上了。這是老子“無為”思想的一個具體的闡述。
產生於堯舜時代的《擊攘歌》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可見，國人本性不喜歡接受他人的管治，卻能夠通過自我修養而達到自我管治的目的。“無為”其實是借助於自由文化的潛在力量，充分尊重個體的自由和尊嚴，從而自然地達到“無不治”的聖世。統治者們也很是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漢初陸賈為漢高祖陳說治道雲：“君子之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此“四無”即為清形無為的治道。在漢之後，魏晉玄學、自北宋而起的宋元理學，都可以看到它的印跡。
很多人不大欣賞“無為”思想，以為過於消極，內斂，與現代的擴張型社會，外向型經濟不符。其實，作此言者隻見其表，不見其裏。事實上，在很多政治情勢裏，無為而治都發生過積極的作用。
漢初，曹參為宰相三年，清靜無為與民休息，不給百姓增加負擔，使漢朝人口數量、經濟水平都得到很好的恢複，曹參的無為正是針對秦政治的機械性、刻板化而故意為之的。所以他死以後，百姓唱道：“蕭何為法，若劃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東晉王導，曆東晉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宰相。他采取的施政綱領同樣是無為而治。當時東晉過江而立，極需江南士族的支持，王導為政寬厚包容，使得北方僑姓與江南大姓的緊張關係得以有效緩解，從而使東晉王朝於風雨飄搖中得以維係。王導對自己的無為而治很是得意，他曾很自信地說：“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我憒憒。”
在這些政治家的眼裏，所謂的“憒憒”其實就是“治大國若烹小鮮”的輕重若輕，一種大智若愚的智慧，一種達至善治的清醒。
“無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在不為中實現有為。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曾指出：“所有的翻譯家和評注家都把‘為’字原原本本地譯成‘行動’（action），於是道家最大的口號‘無為’就變成了‘沒有行動’，大部分的漢學家在這一點上都有所誤解。無為在最初原始科學的道家思想中，是指‘避免反自然的行動’，即避免拂逆事物之天性，凡不合適的事不強而行之，勢必失敗的事不勉強去做，而應委婉以導之或因勢而成之。”李約瑟對“無為”的理解，深得“無為”要領。“清靜為天下正”，用現代的管理觀點說，無為的管理就是管理對象的自我管理。
現代企業管理越來越複雜，西方以事為出發點，以邏輯分析為解決手段的傳統管理模式變得日漸難以控製繁複的企業。牛津羅茲獎金獲得者，《超越競爭》一書的作者愛德華·德·博諾曾明確說過：“在我們處理有許多相互作用的循環複雜係統時，分析就不管用了。在這樣的係統中，你不能將各個部分分開再讓它們複歸整體，因為在把各個部分分開時，你就改變了這個係統。”傳統的分析邏輯思維方法，顯然難以做出有效的處理。同時，還因為“在有積極反饋的循環係統中，某處參數的些微變化都可能使整個係統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運作”。因而“我們正日益被迫研究簡化思想模型，並用它來指導行為”。
另一方麵，清靜無為型的領導力模式是最適合信息社會的管理模式。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辦公自動化和信息化迅速發展，虛擬空間的存在也日益滲透到管理實踐中。美國管理專家畢可斯曾描繪了這樣一幅畫麵：由於信息技術的日益進步，未來企業的辦公室內，看不到一個員工，有人選擇在家或工作室工作，有人在外麵拜訪客戶，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過網絡進行。
在這樣的工作狀態下，需要的不再是領導者權威、嚴格的管理，而是怎樣培養每個成員的獨立處事能力。無為而治的領導方式正適應了這種需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它給了組織成員完全的自由，也給了組織成員完全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