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善與親民的根本是修德行德，是明德的展開和實踐，是從“下德不失德”向仁德、義德、禮德這三種基本德性的培養、積累和升華，從而帶動信德和智德的全麵提升和鞏固，真正達到明德的實踐過程。
《大學》還指出：“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在這段闡述中，其中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被後世學者稱之為《大學》的“八條目”，這些是實現“三綱領”的具體步驟，是一個人道德修養漸進和深化的過程。“八條目”的中心環節就是修身。
在八條目中，“格物”和“致知”是基礎。致知而致命，以道德修身，達到和實現德治的高尚誌願。誠意就是用誠信道德的心來規範意識行為。所謂“正心”，就是用德性糾正、改造意識中不符合道德人生觀的部分，使人確立正確意識觀念，將私心和欲望調整到符合德性規範允許的範圍之內。
古人曾說：“道德人家福澤長”，道德之家中必有道德修身之人，這些賢人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和改變身邊人和整個家庭。如果能以身作則，對家人進行道德教育，使全家都能尊道貴德，以德修身，全家人都達到一致的、同等的道德人生修養狀態和境界，這就是所謂的“齊家”。
修身如治國，治國如修身。正如《大學》中所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是治國的前提。不以德修身就難以肩負治國的使命。
《大學》所謂“修齊治平”，不僅為社會群體規劃理想境界，而且為個體人生規劃理想境界：作為“外王”的“齊治平”是作為“內聖”的“修”的徹底實現；而“修”的目標不是群體的“大同”，而是個體的“知性”“知天”——“成聖”。“修齊治平”不僅是社會價值的實現，而且首先是個人價值的實現。將個人修養與現實政治貫通，通過追求道德完善和治國平天下實現人生的根本價值，從而隔絕對彼岸世界的訴求。這是儒家思想最特別的地方，對解決上帝死後，人類遭遇的信仰危機有積極的意義。
二十、“極高明而道中庸”對個人處世有什麼借鑒作用
馮友蘭先生書房曾經掛著這樣一副對聯，“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這是馮先生1988年2月寫的。關於這副對聯，馮先生自己說：“上聯說的是我的哲學史工作的意義，下聯說的是我的自我修養的目標，這兩句話，是我的自勉之辭。”
“極高明而道中庸”是馮先生一生追求的精神境界。馮友蘭說：“中國哲學有一個主要的傳統，有一個思想的主流。這個傳統就是求一種最高底境界。這種境界是最高底，但又是不離乎人倫日用底。這種境界，就是即世間而出世間底。這種境界以及這種哲學，我們說它是‘極高明而道中庸’。”
《中庸》是中國儒家的經典之一，原屬《禮記》的一篇，宋代把它和《禮記》中的《大學》獨立出來，同《論語》《孟子》合稱《四書》。“極高明而道中庸”即出自《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大致意思是：君子恭敬奉持德性，同時好問勤學以致知，使德行和學問到達廣大精微的境界，雖然極其高明，依然不偏不倚地遵循中庸之道。溫習已知以增進新知，存心敦厚以尊崇禮節。所以在上位時不會驕傲，處於卑賤的地位也不會背叛作亂。當國家政治上軌道時，他的言論可以幫助國家振興，當國家政治紊亂無道時，他的沉默足以被接受。
對於中庸的解釋，中國學者曆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毫無疑問，中庸之道是中國傳統思想的精髓。
《中庸》首篇《天命章》對“中”作了一個明確的定義：“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與“中”相關的另一個核心概念是“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和”並提：“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一定義賦予“中庸”以“中和”的新義，並將其提升到天地萬物根本法則的高度，以此作為道德修養的終極目標。感情保持“中和”的狀態，就可以保證本性因無情欲之蔽而發揚光大，進而達到使“天地位”、“萬物育”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就在於“極高明而道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