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則變，變則通，通則達，達則久”（《周易·係辭傳》）。如果說憂患意識是為了防止由好變得不好，那麼變通意識就是為了尋找由不好變好的途徑。在《周易》中，宇宙萬物就是一個由好變壞，再由壞變好的永恒大循環。
萬事萬物都是相互轉化的，在任何一個組織裏，隻要能夠巧妙地利用客觀因素，找到好的“時”，對現有的製度、體製進行適當的微調，就能夠使它長久地保持存在的理由。
《周易》裏，變革和創新是一個循環往複的過程。物極必反，物盛則衰，事物發展的規律就是如此。宇宙中的自然事物，其變革是一個自發的、自然的過程。所以，企業的變革、產品的創新也應該是企業家的一個自發自覺的活動。哪個企業家能敏銳地洞察到應該變革時，就立即采取相應的、正確的措施實行變革，進行創新，那他就是成功者，一個優秀的企業家。
在《周易》體係中，主體因素在整個生命過程中起主要作用，所以《周易》的博大與精深也必須依靠主體的實際經驗來體察、感悟，無論是個人的生存、處世還是企業的經營管理都是如此。
心理學家榮格說：“如果人類世界有智慧而言，那麼中國的《易經》應該是惟一的智慧寶典。我們在科學方麵所得的定律，十有八九都是短命的，隻有《易經》沿用數千年，迄今仍有價值。”
十八、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深意有哪些
在幾千年的中國曆史上，沒有哪一位思想家、文學家不受《論語》這本書的影響。“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出自《宋史·列傳十五》，“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北宋起於五代藩鎮割據之亂，趙普協助趙匡胤解除藩鎮對中央的威脅，製定新朝典章，是北宋的開國元勳。《宋史》對他的評價是：“普為謀國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蓍龜聖模，宋之為治，氣象醇正，茲豈無助乎。”少習吏事的經曆使趙普具有豐富的實務經驗；晚年悉心研讀《論語》為北宋政治崇文重禮奠定基礎。
《論語》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輯錄，被稱為中國人的《聖經》。這本被中國人讀了幾千年的書，包含了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與治國之道，是了解中國古代社會的一把鑰匙。由於《論語》和中國文化有著血肉聯係，曆代思想家對《論語》進行了無數的闡釋和發揮，所以《論語》所包含的文化價值已大大超出了這本書原初的內涵。
說到《論語》，必然提及孔子。孔子，名丘，出生於公元前551年的魯國（今山東省南部），祖先是商的後裔。孔子的家族在其出生前已經沒落，從《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來看，孔子家世貧寒，他曾在魯國任職，五十歲時，由於政局混亂，被迫退職出走。此後十三年間，與弟子周遊列國，希望實現自己的政治、社會改革理想，卻到處碰壁。晚年回到故鄉，整理上古文獻，編成六經。孔子生前已經是人們公認的淵博學者。《論語·子罕》篇記載，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這位身處達巷的無名人氏稱讚孔子學問淵博，很難用某一方麵的專長來概括他的成就。孔子自稱對古代文明“述而不作”，其實他的學派對古代文明重新詮釋，取古代文明的精華，創立了一個文明傳統，一直延續到近代。司馬遷對孔子的評價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意思是，孔子就像高山一樣，他的影響無處不在。我雖然不能達到夫子的高度，但追慕的心情不會改變。司馬遷讀了孔子的著作，又親自到孔子的家鄉考察孔子宗廟的輿車冠服禮器，看到當地讀書人在他家學習禮儀的情況，流連忘返，遲遲不願離去。感慨道：“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孔子雖然沒有成為顯赫一時的大人物，但他的影響遠勝於天子王侯，明中葉以後尊崇他為“至聖先師”，可以說是不無道理的。
《論語》中孔子最主要的治國方略就是重禮，即所謂“克己複禮”。禮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的概念，彭林先生指出孔子對禮的闡發主要有幾個主題：
第一是指周禮，就是周公所製定的西周禮製。西周開國之初，周公治理作樂，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調，由此確立了道德在治國理念中的主導地位，對中國曆史的發展方向，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