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規模如此之大，延綿時間如此之長，經商領域如此之廣，並非一兩個簡單的因素促成，其中“學而優則賈”是晉商發達並綿延幾百年的決定因素。晉商家族的重要傳統之一是“學而優則賈”。據說晉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讀書子弟去經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參加科舉考試，甚至出現過獲得功名後不做官而從商的進士。當地流傳著“有兒開商店，強如坐知縣”，“生子可作商，不羨七品空堂皇；好好寫字打算盤，將來住個茶票莊”的民諺。當全國各地的聰俊子弟將聰明才智都用在讀書做官，拚命想擠上科舉功名的“獨木橋”時，山西商人卻在源源不斷地向商界選送文化素質高的優秀人才。《21世紀經濟報道》2004年5月8日《薪火失傳：新晉商前路徊徨》《風生水起：寧波幫遷徙有道？》《團結的“自己人”》《儒商夢絕：徽商潮落潮起》
徽州商幫形成於明代成化、弘治（公元1465年～公元1505年）年間，主要經營鹽、糧、茶、布、典當、木材等行業。明代徽商的“足跡遍天下”，但到清代徽商的活動範圍有所收縮，集中在長江中下遊地區及北京等少數大城市。徽商財富在明代已達到白銀百萬兩級，清代出現了白銀千萬兩級的巨商。乾隆末年後，由於兩淮鹽區的徽商出現了嚴重的經營危機，加之道光中葉清政府實行鹽法變革，鹽商因喪失壟斷專賣權而紛紛破產，鹽業作為徽商的龍頭行業徹底衰落。晚清茶葉成為徽商的支柱行業，光緒後期由於洋茶衝擊和外商壓價等原因，徽州茶商很快由盛轉衰，它標誌著徽州商幫的徹底衰落。
徽商“賈而好儒”，商業經營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表現在1.“以誠待人”，2.以信接物，3.以義為利。徽商的“賈而好儒”又促使自身直接攀援政治勢力，與宗族勢力結合，把“賈為厚利，儒為名高”作為“亢吾宗”、“大吾門”的手段。徽商在經商成功後讓子弟習儒就學，捐資廣建書院。明代徽州有進士392名，舉人298名；清代單歙縣就有進士296人，狀元5人，榜眼2人，探花8人。一些商人在致富後棄賈業儒仕進、捐納為官。
近代以來，國門大開，隨著內地商幫晉商、徽商的衰落，新的商幫如寧波、潮汕商幫憑借其優越的地理位置發展起來。寧波，地處東海之濱，居全國大陸海岸線中段，東有舟山群島為天然屏障，北瀕杭州灣。從寧波港起航，商船可借助海潮和風力往來南北，是我國古代的海上“絲綢之路”、“陶瓷之路”的出發港，在秦代商貿活動已相當活躍。鴉片戰爭後，寧波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今天，在世界64個國家和地區，分布著73000多名寧波籍商人，加上他們的後裔，有30萬之眾，其中不乏工商巨頭、科技專家、社團領袖和社會名流。孫中山曾讚譽說：“寧波人對工商業之經營，經驗豐富，凡吾國各埠，莫不有甬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甬商足跡，其能力與影響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19世紀末至20世紀30年代，“寧波幫”以上海為基地，開始稱雄於中國工商界。當時上海的寧波商人達5萬多，涉及外貿、內貿、服務、金融、航運、工礦等領域，其中被稱為商界名流的達450餘人，占上海商界名人總數的四分之一，寧波幫長期位居上海商會的領導地位，並成為江浙財團的支柱和核心。他們創造了50個中國第一，特別是在金融、航運、外貿、民族工業等方麵，絕對居於“王者”地位。
20世紀中葉，“寧波幫”企業家紛紛轉向港台地區乃至世界各地創業。他們抓住戰後世界經濟，特別是港台經濟起飛的曆史機遇，成為海外華人資本的一支重要力量。以1967年寧波旅港同鄉會成立為標誌，眾多寧波人開始在香港各個領域嶄露頭角，並迅速在各個工商領域施展才華，占據“首領”地位。比如厲樹雄、陳廷驊、曹光彪等在紡織業，包玉剛、董浩雲等在航運業，丘德根、邵逸夫、袁仰安等在影視業，李達三在酒店業，等等。包玉剛、董浩雲、邵逸夫等，成為世界級工商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