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源遠流長，史書更是浩如煙海。梁啟超在《新史學》中批評中國舊史的缺陷時指出，二十四史是帝王將相的家譜。此話雖然有失偏頗，但也說明中國曆史典籍的一個特點，即以帝王將相的活動為綱書寫曆史。中國古代的皇帝管理著大片土地及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即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皇帝之下又有一整套官僚係統，在沒有鐵路、汽車、電報、電話等現代化運輸工具和通訊技術的前現代，中國的皇帝和他的大臣們治理著一個龐大的帝國；同時曆代統治者通過對文官組織的不斷完善應對出現的新問題。
中國曆史上既有能安民治國的賢君名臣，也有暴虐無道的暴君蠹吏。劉邦從一個地方上小小的亭長成為建立西漢帝國的開國皇帝，而項羽從赫赫的西楚霸王到垓下一戰身首異處，劉項二人此長彼消的原因就在於他們的管理才能和胸懷的高下不同。唐太宗善於納諫，在他當政時期，形成一個彼此互補的管理團隊，《貞觀政要》能窺見大唐氣象的底蘊來自何處。武則天以一介女流，在男尊女卑的傳統格局中稱帝，並進一步推動唐代的繁榮，沒有過人的手段和務實的政治家風範是絕不可能的。成吉思汗統一蒙古，東征西討，建立蒙古帝國，並非是“隻識彎弓射大雕”的莽漢，他在統一蒙古過程中的戰術策略用藝術形容一點也不過分。清前期的統治者如康熙，殺鼇拜以攬大權；平三藩、收複台灣、抗擊沙俄、鞏固蒙古；增設博學鴻詞科籠絡漢族知識分子，堪稱文治武功。而倒黴的崇禎皇帝，雖然勤勤懇懇，卻仍不免自縊於煤山的悲慘下場，其中的教訓足令今人深思。
現代中國仍處在變革中，曆代改革家的命運與得失在這個巨變的時代尤其值得人們思考。秦國因商鞅變法而富強，商鞅本人卻因變法而死。王安石、張居正都曾是當時位高權重的改革者，後人將王安石稱為11世紀的改革家，而他的改革並沒有使北宋擺脫積貧積弱的困局；張居正受命於明中葉政治極端腐敗之時，他的改革一度使明政府財政得到改善，卻沒有扭轉明走向敗亡的趨向。曾國藩是晚清中興名臣，他既能出將統兵打仗，又懂得及時放手明哲保身。難能可貴的是曾國藩積極倡導洋務運動，為中國近代的艱難起步貢獻了自己的力量。這些命運多舛的改革者會不會也是我們時代的縮影呢？
曹雪芹說事事留心皆學問，管理無處不在。在風詭雲譎的《三國演義》裏，在暗濤洶湧的《紅樓夢》中，不同的文學人物形象也是不同的管理者。諸葛亮神機妙算，終因事必躬親而英年早喪；王熙鳳弄權算計，結果反害了卿卿性命。德國偉大的文學家卡夫卡說“文學比曆史更真實”，在某種意義上說這話是對的。不信你瞧，我們生活的周圍，就有許多諸葛亮、劉備、曹操、王熙鳳在發號施令。
以史為鑒，可以明得失，管理者於此不可不察。
十四、經世之學的現代啟示有哪些
“經世”一詞首見於《莊子·齊物論》：“春秋經世，先王之誌”，這裏的“經世”作典謨、規誡解，並非後來所謂的經世。至《後漢書·西羌傳》中“忘經世之遠略”處，才具備了“經世”之涵義。明末清初一些士子精英們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乃高揚“反清複明”的旗幟，大力倡導經世致用之學，對晚明學風，首施猛烈攻擊，“大聲疾呼，以促思想之轉折”，使得經世致用學風成了彌漫在明末清初思想界的一種共同精神。
顧炎武（公元1613年～公元1682年）初名絳，字寧人。居亭林鎮，自號亭林，自署蔣山傭，江蘇昆山人。曾參加昆山、嘉定一帶的抗清起義，兵敗後離開家鄉，北上遊曆，走遍大江南北，經過親身考察和考訂古籍，著成《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誌》，顧炎武給外甥徐元文的信裏說，著書的目的是“體國經野之心”，“濟世安民之識”。王家範先生稱顧炎武的學術有一種超凡脫俗的風骨，大學問映照出的是大關懷，高見卓識流徜於實證文字之間，熠熠有人文光彩。顧炎武感於明亡之痛，疾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原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寓意更為深刻。一個政權擁有領土，稱為“有土”；能讓老百姓衣食有餘而知榮辱禮義，是謂“保民”。有土且保民，方可稱之為“保天下”。晚明士風澆漓，不以民生為念，遂致“仁義充塞，以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明之所以亡，與其說是為清人所占奪，不如說大明君臣自身喪失“保天下”職責，以致中國“土崩瓦解”，千裏饑饉，血肉橫飛。故“甲申之變”不隻是政權易手的“亡國”，實乃禍國殃民的“亡天下”，真正遭難的是無辜百姓。